院的人們都清楚此事。然而，事實上，只有留守在白宮的W·埃夫里爾·哈里曼、小羅傑·希爾斯曼和邁克爾·福里斯特爾清楚此事，而他們又都是這一行動的堅定擁護者。”

在馬克斯威爾·泰勒的眼裡，該電報代表了一個極為惡劣的花招，我對此卻不持相同的見解。眾所周知，小羅傑·希爾斯曼有時喜歡脫離正常的官方渠道來行事，就像他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一樣，其他人對他的行為也聽之任之，這正是導致這一失誤的根本所在。今天我仍為此事的出現感到震動和悲痛，因為我意識到，就在華盛頓和西貢的官員們正為如何使吳庭豔體面下臺而絞盡腦汁之際，最終導致他的垮臺和被謀殺的行動卻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我還是其他人都沒有對替換吳庭豔的人選做仔細的審查和估價；在試圖說服他改弦更張方面，也未採用深思熟慮的手法——選擇合適的胡蘿蔔和大棒。況且，我們過於熱衷於關於吳庭豔地位的辯論了，以致於忽視了戴高樂的建議。在前一年中，寮國的問題就是以實現中立化而解決的——假如吳庭儒和法國也能在越南實現這一方案呢？我們對問題的討論和研究往往只是匆忙而過，它們總是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之中。

電報到達西貢之後，事件開始像瀑布一樣接踵而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於次日收到了它，隨即召開了一個會議，商討如何組織這次政變。他做出決定，美國官方將不露面，而是由中央情報局的工作站來負責這次行動，它已經接到指示，受命於大使的指揮。按照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理解，八月二十四日的電報指示他，發動一次行動，將吳庭豔從南越領袖的座位上趕下去。

當時，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接任他的工作僅僅兩天時間。他曾是一位共和黨的參議員，並是副總統的候選人。在這一困難重重、險象環生的外交使命中，他能不顧黨派之間的分歧，在其馬薩諸塞政治宿敵的政府中忠心工作，這使我對他敬佩不已。但是，我仍然認為，他過於高傲、自負，甚至有些剛愎自用。

在尚未抵達西貢之時，他已聲稱，他將政府慘無人道地鎮壓其人民的行動，視為一種可恥的舉動，並特意列舉了對於佛教徒的殘酷鎮壓。有關吳庭豔與北越人秘密接觸，企圖使其國家脫離美國走向中立的謠傳，似乎也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心煩意亂。電報到達之後，他的理解與電文作者的意圖不謀而合：這是一道約翰·F·肯尼迪總統下達的命令，旨在策動南越軍界人物發動一場軍事政變（事實上，如上所述，電文並沒有準確地告訴他這樣做）。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釋出了緊急的指令，中央情報局工作站的首領立即派出了特工人員，與西貢的陳天謙（音譯）將軍和波來古的阮慶將軍接觸。他們對這些將軍們說，吳庭儒和其手下的人必須被清除掉，而吳庭豔的去留則可由他們來決定。

與此同時，在華盛頓，我們的動作則是遲緩的，我們仍在爭論，是否應策動一場軍事政變來打擊吳庭豔。爭論並不是一場鷹派與鴿派之間的交鋒，爭論的焦點主要是，南越政治穩定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取得這種穩定性。這場爭論持續了長達幾個月之久，始終沒有公開。令人奇怪的是，儘管，在西貢的記者人員連篇累牘地發回了指責吳庭豔的訊息，並不斷地分析政府對越南的政策，而華盛頓的記者們卻從未披露過我們的爭論。

約翰·F·肯尼迪對新聞媒介極為敏感，這是他與其前任們顯著不同的差別之一。他喜歡那些新聞記者們，並十分欣賞他們那些坦率、富於想象、頗具刺激性的想法，甚至，有時也包括一些不太雅的幽默。他敬佩他們的智商和學識，並認為，他應該對此給予重視。由於他意識到這些人在社會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故他非常希望能影響他們。

八月二十六日，在一次白宮的會議上，約翰·F·肯尼迪總統談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有關對寺院襲擊的新聞報道。這是那份電報發出後的第一次白宮會議。他說，他認為，儘管吳庭豔和吳庭儒的某些做法的確令人憎惡，但是，他們也按照我們的意願做了大量的事情，這是不容抹殺的。因此，我們不應當僅僅因為“新聞媒介的壓力，”就決定消除他們。馬克斯威爾·泰勒說，他反對進行軍事政變。他指出，南越在吳庭豔倒臺後，軍隊將會分裂，而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應考慮，選擇軍隊的首腦擔任國家的領袖。

然後，我將話題轉移到洛奇大使身上，他到西貢的時間太短了，只與吳庭豔和吳庭儒進行過禮節性的會見。我提出了兩個基本的問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應該向吳庭豔談論的事情是，如果我們“允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