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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院長需要一個即刻的答覆——此時距學期的開始僅有六週的時間——但是,我告訴他,我個人無法做出最後的抉擇。

我解釋說,我已經向一位女士求婚,如果我說服她嫁給我,我將會返回哈佛,否則,答案就會是否定的了。此時,瑪格麗特正在度假途中,她與其母親和姑媽正駕車橫穿美國大陸。在巴爾的摩的基督教女青年會,我終於找到了她們,透過那裡的一架付費電話,她聽到了——並且接受了——我的求婚。在返回加州的途中,她意識到已幾乎沒有時間為婚禮做準備,所以,從明尼蘇達的雷德溫,她發來電報,“該印製婚禮請帖了——你的中間名叫什麼?”“斯特蘭奇”(斯特蘭奇一名在英文中與“奇怪”一詞字母相同,均為Strange,故造成了瑪格麗特下面的誤會——譯者),我回電道。這一名字也是我母親出嫁前的名字。“奇怪也無關係,”她又回電問,“名字叫什麼?”

我們住進了劍橋市一套一間居室的公寓——我們只能在浴缸中清洗餐具——但一年多的生活卻是極為美滿的,即使在夢中也不過如此。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

五個星期之後,日本人偷襲了珍珠港。在一九四二年初期,商學院與美國陸軍航空兵簽訂了合同,培訓統計管理軍官。航空兵的規模正在迅速擴大,當閃電戰的攻勢在歐洲開始之時,我們已有將邁一千八百架飛機和五百名飛行員。到一九四○年五月希特勒入侵法國時,羅斯福總統發出號召,每年至少要生產五萬架飛機。其結果似乎是,陸軍在一夜之間發現,它所試圖管理的,正是國家中最大和最複雜的企業之一,因此,它不得不向哈佛伸出了救援之手。

航空兵統計管理專案的主管是一位風風火火、極有才華的青年軍官,被稱為查爾斯·B·桑頓。他的工作成效直接影響到空戰方面的部長助理羅伯特·A·洛維特的工作。羅伯特·A·洛維特幾乎已經江郎才盡了,曾幾何時,他還是一位蜚聲紐約金融界的投資銀行家,精通關鍵資訊的處理和利用。

但是,他接手的航空兵卻缺乏正規可用的資訊,以致於無法依據那些現有的資料來定出行動的計劃和方案。

查爾斯·B·桑頓很快就建立了一個初步的管理系統。

不久,不管美國空軍飛往何地,安置在各個單位中的工作人員都能記錄下一些基本的資訊。諸如,飛機的狀況(臨戰前的準備、維修情況、故障情況),人員狀況(受訓型別、傷亡情況、補充的需要),以及行動狀況(飛行任務的次數和型別、攻擊目標的情況、成功的程度和人員與裝置的損失的情況等等)。根據這些報告,司令官將可得到一份最新的圖樣,記錄美國空軍在世界各地的行動及其弱點。查爾斯·B·桑頓的興趣並非僅僅在於建立一個工作人員的王國,他的思想更為深刻。他認為,如果聰明地利用,這些系統和資訊將有助於我們贏得戰爭。這正是統計管理的基本原則,也是我為成為其中一分子而感到激動不已的原因所在。

渴望為戰爭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和幾位同僚接受了多納姆院長的請求,參加了這個專案的教學工作。一九四三年初期的日子裡,戰爭部要求我和另一位年輕的教授邁爾斯·梅斯直接與美國第八航空隊一起工作,它剛剛在英格蘭被建立起來。儘管,我們最初是作為非軍事的諮詢人員進入戰爭部的,但有跡象清楚地顯示,不久之後,我們就會接到軍官的委任書。

基於兩點理由,邁爾斯·梅斯和我都可免服軍役——我們都在軍校任教,並且我們的孩子都還歇—但是,我們都接受了請求。沒有瑪格麗特的支援,我從未自願或者說能夠自願做出某些行動,儘管要做出明顯的付出,她還是非常熱情地支援了我。如果我一旦犧牲,至少。她的經濟狀況將會陷入困境。眼前就有令人擔心的事情:按計劃,我們將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倫敦。由於擔心飛行事故,同僚們極力主張我購買人身保險(事實上,我乘坐的那架飛機,在下一次航程中,就撞毀在里斯本了),我不得不從商學院院長那兒借了一百美元,以付那張金額為一萬美元保險單的保險金。

在以後的三年中,我服役的地點不斷變化,包括英格蘭、堪薩斯、印度、中國、華盛頓特區、太平洋和俄亥俄。在運用中,查爾斯·B·桑頓的方法也總在不斷地變化,變化也帶來了新的事務和機遇,這樣,到一九四六年一月離開軍隊時,我已升至了中校軍銜,並榮獲了由航空兵首領哈普·阿諾德將軍頒發的功勳章。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佈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