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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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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返回華盛頓,向總統提出僅有的兩種選擇:做出讓步來解決問題(不放棄我們的目標:一個獨立的非共產黨的南越),或者答應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並加強對北越的轟炸。我謹慎地指出,後一種選擇並不能保證會獲得成功,而且陣亡美軍人數可能增至每月一千人,一九六七年初我們或許會面臨更嚴重的暴力、破壞和死亡。

我沒有說我更傾向於哪種選擇。但我確實指出,如果美軍的數量和空襲規模要增加的話,我們也應該暫停轟炸二至四周以做準備。正如我告訴總統的,我的想法很簡單:“如果沒有透過暫停轟炸以嘗試結束戰爭,或者至少讓我們的人民瞭解我們已為結束戰爭盡了全力,那麼使越南戰爭大規模升級就令我非常擔心了。”

我提出的第一種選擇方案——在軍事上堅持鬥爭,在政治上予以妥協——沒有引起重視。其他人沒有注意這個建議,我也沒有強迫他們予以討論。我本來應該努力讓大家接受這個建議,即使南越的形勢使西貢政府不可能在共產黨的陰影下繼續存在下去。

對第二種選擇方案,即暫停轟炸的方案,政府內部起初的反應也較為冷淡,但十一月份的兩件事發生以後,這個方案得到了重視。《展望》雜誌發表埃裡克·塞瓦賴德的文章,介紹了去世不久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艾德萊·史蒂文森與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的一系列會談,引起了公眾的重視。這意味著華盛頓不願意談判。

十二月二十四日,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阿納託利·多勃雷寧在與麥喬治·邦迪共進午餐時說(無疑是按照指示辦事),如果美國停止轟炸二至三週,莫斯科將運用其影響力讓河內進行談判。

這引發了此後的一系列爭論。

爭論始於十二月二日下午,我打電話給在農場的林登·B·約翰遜總統。我告訴他,從西貢回來之後,我“越來越相信,我們應該明確考慮採取其它行動,而不能把軍事行動作為唯一的選擇……我個人認為我們應該行動起來,增加預算,加強力量,增加軍隊數量,逐漸滿足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但我同時認為,如果單純採取這些行動,那無異於自殺,我們應該同時——甚至提前——採取其它行動”。我的擔心是:“我認為把三十到四十萬美國人投入南越而不能保證獲得成功是一種可怕的冒險。會造成可怕的問題。”我請求林登·B·約翰遜在增派地面部隊的同時“採取某些政治措施——暫停轟炸或其它措施”。他聽後沒有明確表態。

我告訴總統,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在前去拜會他之前將先研究各種選擇方案。

此後五天中,我們在華盛頓進行了緊張的討論。到那個時候,總統的大多數顧問都贊成暫停轟炸。我準備了另外一份備忘錄,建議批准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增派軍隊的要求,並逐步採取措施以實現在較長時間內停止轟炸的計劃(我希望此舉能引起連鎖反應,最終解決爭端)。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於十二月七日前往得克薩斯彙報我們的討論結果。

總統仔細聽了我們的彙報,但仍然表示懷疑。他和參謀長們一樣,看到了某些危險:敵人的滲透進一步加強;公眾會把此舉誤解為軟弱的象徵;以後恢復轟炸時會遇到障礙等。

他的話表明他感到沮喪和困惑:“什麼是最佳選擇?我們陷得越來越深了。我陷入了困境。我不想被嚇倒。”“開始時我們處在什麼樣的狀態,我想回到原來的狀態。”

總統認真思考了這個問題,然後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召集我們在內閣會議室進行為期兩天的最後討論。他俯身向前把胸部抵在橢圓形會議桌上,說他願意採取能夠產生好結果的“任何措施”。那兩天,我竭力闡述自己的觀點。我講了自己最大的憂慮和希望:羅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