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時,我們總算鬆了口氣:
畢竟受理了呀。
5 我所受到的內心傷害和精神損失
我是乘坐當晚10點鐘的53次特快返回瀋陽的。這趟列車是瀋陽人最喜歡乘坐的,上車後往臥
鋪一倒,第二天睜開眼就進了瀋陽站了,什麼事情也不耽誤,可以照常上班。
翌日清晨7點左右,列車就到了瀋陽北站。出了站臺就打輛計程車往家趕。今天我要上班,我需要抓緊時間。可是,我還沒到家門口時,我的手機卻響了。我怎麼也不會想到這個電話竟會是我們單位的黨組書記打來的。
我們雜誌社是不坐班的,每週只去三天,而且上班的時間說是8小時,其實,也都非常松的,早一點晚一點也沒有人嚴格盯管,所以,我們一般都是9點以後才能到班上。黨組書記知道我們今天坐班的,一般情況下,他有事找我,也是會在我到了單位以後,他怎麼這麼早就打電話給我呢?我突然敏感到了可能與我去北京的事兒有關。這是我瞬間的擔心,卻不曾想真的讓我感覺對了。
書記是個厚道人,通常情況下,他從不打官腔,而是以朋友的口氣跟你說話,顯得親切自然。但是,那天早晨我在接到他的電話時,卻沒有感覺到親切和輕鬆。因為他沒有多少寒暄,上來就問我是不是到北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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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的滋味兒(8)
其實,我去北京沒有跟他請假。作為一個單位的一把手,出差要跟上級領導請假這是起碼的原則,這個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不想請假的原因也是不希望說出來我到北京的理由。如果我說去北京,勢必領導會問我去北京做什麼。我不肯如實說的話,勢必就得說謊,但是我又是個不愛說謊的人,何況是堂堂正正地維護自己權益的事情呢!但是,在去北京之前,我心裡並沒有多少底,所以,我不想一開始就弄得滿城風雨。
書記並沒有批評我去北京沒有跟他請假,而是直接就問我是不是去北京開了新聞釋出會。這一下子把我問愣了。他怎麼會這樣快就知道我在北京的事了呢?一道陰影剎那間掠過頭腦。
我只好笑笑搪塞一下,哪知他口氣顯得嚴肅了。他說宣傳部一位領導給他打來電話了,是希望他跟我談談。
我說等我去單位再談吧。因為我現在剛下火車,還沒到家呢!他說好吧。
組織上如此迅速作出反應,這是我始料不及的。談什麼已經是禿頭上的蝨子明擺著了。
問題是我該怎麼辦。
上午到班上後,正趕上刊物要下版。每期下版時,都是印刷廠的人到我們編輯部來恭候。
我是主編,當然要嚴格把好下版這一關的。我在辦公室裡給書記打了個電話,說明下版情況,希望等下完版再跟他談。這樣,書記找我的談話就到了午後。
我們雜誌社在五樓,作協領導在八樓。下午,我將這一期稿子最後定校完畢,簽上“同意付印”和我的名字,這一期稿件就算完活了。
中午我是從來不休息的。案頭堆積如山的稿件信件,每天都得清理半天,弄得很是心煩。想靜下心來合計一下下午與書記的談話,卻怎麼也難以入靜。這時候,電話響了。很多找我的人都知道中午我肯定在辦公室,所以,中午的時間差不多都讓電話佔滿了。沒想到接了一個更讓我煩惱的電話,是烏魯木齊中級法院打來的,他們說王洛賓的兒子起訴了我們,問我們接沒接到法院開庭的傳票。
這是又一起因文字引發的官司。我們刊物發了一篇陝西作協副主席曉雷先生寫王洛賓的報告文學,這篇報告文學首次向讀者披露了王洛賓的新故事。正是這個新故事,引起了王洛賓兒子的反感,不僅將作者,也將我們《鴨綠江》雜誌和《作家文摘》報告上法庭。這是節外生枝的事情,但是也頗費精力和時間,我不得不去了一趟烏魯木齊出庭,這是後話,但也差不多是那個時間段發生的事情,我說這些話,是要說明那一年,簡直成了我的官司年。
還是回來說黨組書記找我的談話吧。
書記在他的辦公室裡等我。我們平時在一起可以談笑風生,可這會兒,我們彼此都顯得過於正式了。而越是熟人在一起正襟對坐,那屋子裡的空氣便會顯得壓抑,彼此雙方都會感到尷尬的。
自然是他先開口。他說,省委宣傳部一位副部長打來電話,專為我的事兒。副部長說,他是接到中央某部那邊的電話的。中心意思,是希望他能夠做做我的工作,別再追究張建偉抄襲之事。別太計較,也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