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團長報告說，我已執行了阿津的命令。

剛通完話，忽然又有電話叫我，我走過去拿起聽筒。

“喂，你是指揮員嗎？”問話的是一個粗魯的男人聲音。

“是的”。

“我是卡馬第32團團長科雷舍夫大尉！”

“你好呀！你是從哪個世界爬出來的？你那裡的情況怎樣啊？”

“我這很好”，大尉說：“你和你的政委快找根上吊的繩吧！”

“繩子一定會找到的，第一次見到你時，就用它把你絞死！”

大尉用軍官罵人的話罵我，我也用水兵的粗話回敬了他。

但談話並未就此結束。

“你算個什麼指揮員！”科雷舍夫接著說：“你看你的部隊是怎麼進攻的？戰鬥隊形亂七八糟，真能叫人笑破肚皮！”

“而我看，你的模範團都是些膽小鬼，見了我們比兔子跑得還快！”

大概那個白匪軍官氣得摔了電話聽筒、我只聽到“啪”的一聲，談話中斷了。

1919年的春天來到了。卡馬河解凍了。小河裡的水奔流起來。

現在，氾濫的河水成了第2集團軍右翼的可靠屏障。敵人暫時還不敢渡河。卡馬河畔的切爾內儲備的糧食已經運往我國的中部地區，但是，在奇斯托波爾還有許多糧食沒有運出。

儘管道路泥濘，高爾察克匪幫還是不斷地把新的兵力投入戰鬥。第28師的部隊在耶卡帖林堡——薩拉普爾——維亞特省的波梁內鐵路沿線進行著艱苦的戰鬥。師長阿津不倦地奔走於各旅、團之間。師政委格奧系吉·尼古拉耶維奇·佩拉耶夫也不落後。他是一位在戰鬥中鍛鍊成長的堅強的布林什維克。哪裡有困難，哪裡發生殘酷的戰鬥，師長和政委就出現在哪裡。他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鼓舞著紅軍戰士們。《戰士報》時常刊登他們的傳奇性的故事：“阿津隻身闖入白匪軍團部，砍死了在場的所有敵軍官，又安然無恙地返回部隊”：“佩拉耶夫和阿津兩人俘虜了整整一個營的白匪，然後派他們帶著紅袖章到高爾察克那裡為蘇維埃政權做宣傳工作。”

敵人未能突破第28師的防線，但第2集團軍的其它防禦地段的情況都不妙。第7集團軍的一個師長，舊軍官羅曼諾夫投降了敵人。很快我們這裡就出了亂子。第28師右翼的各團接到了據稱是第2集團軍司令部發出的命令，要求我們立即不停地向西撤下去，甚至在維亞特卡河那樣的地區也不要停下。我們的第40團奉命退到耶拉布加。

我們日夜兼程地在難以通行的道路上向後撤。在耶拉布加，我們收到阿津的命令，才知道前一個命令是高爾察克的特工機關偽造的。　阿津命令我們立即返回，在季希耶戈雷村、邦久加飼養場和遠至託伊馬河一線佔領防禦。

我們立即向邦久加飼養場派出了騎兵偵察隊，隨後，又派出1營。當團主力部隊的縱隊正要出發的時候，由700名逃兵組成的2營譁變了。他們堅決拒絕出發。連長和營長們拿他們毫無辦法。在譁變計程車兵中，有一些人持富農觀點和社會革命黨人觀點，他們很善於盅惑人心。他們利用我們的困難處境，提出反革命口號。他們要求發放新服裝和其它許多我們沒有的東西。

偏巧這天尤里耶夫政委又得了傷寒玻只得由我去“馴服”那些譁變計程車兵。我兩次集合全營，苦口婆心地勸他們去執行戰鬥任務，但都白費口舌。第三次，我火了，跳上馬就向他們衝去。我當時年輕，沒經驗，以為強迫命令就可以把他們制服。

我衝入嘈雜的人群，突然愣住了。人們把我擠在中間。步槍和卡賓槍的槍口從四面八方對著我的腦袋，我聽到拉槍栓的聲音。只要稍不冷靜，我就會被打死。

怎麼辦？回團部大概已經晚了，而且也不夠策略。譁變的人會認為我膽怯了……他們會起鬨，吹口哨。不，決不能這樣！當然，他們疲倦了，不願再去危險的地方，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有權抗拒師、團首長的命令。其他營計程車兵也是又累又餓，為什麼他們就該戰鬥、而這些人卻坐著休息？誰給他們這種特權？

我感到，許多譁變計程車兵也理解這一點，他們不過是受了社會革命黨人的影響。無論如何也要設法把這些害群之馬找出來。　把他們孤立起來。但是，用什麼辦法呢？

突然，我靈機一動，想出一個冒險的主意，以期轉移他們的注意力。

“好吧，既然這樣，那你們是先開槍呢？還是先吃飯？”

我下了馬，眼睛不住地盯著那幾個領頭的。他們默不作聲地站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