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改革開放之初，深圳的價值並不在於他能賺多少錢，而是樹立一種模式，成為一個標杆，讓處於迷茫中的人們明白“深圳速度”是一種什麼樣的速度，讓不自信的人們瞭解華人的潛力到底有多大。

這個價值表面上看不出來，但實際上的作用極大。

秦致遠就是想把蘭芳打造成另一個“深圳”，一個放大版的深圳。

這並不需要把整個蘭芳都建設成另一個時空中的深圳那樣，只需要某幾個超大型企業，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宣傳，就能形成有相當規模的“示範效應”。

華人中流行“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句話，這句話值得從來就不是財富，而是希望和機會。

只要有希望有機會，華人更習慣於使用自己的雙手創造財富，而不是簡單的“等、靠、要”，那些伸手黨不管在哪裡都不受歡迎。

而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重點放在財富上，只有某些野心家在需要的時候才會這樣解讀。

明白自己要幹什麼，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的秦致遠有明確的目標。

“蘭芳代表團”的德國之行，就是要儘可能利用德國那些即將被拆毀的工廠，那些即將被遣散以及分流到其他國家的熟練工人和成熟的工程師、設計師團隊，用近乎拔苗助長的方式給蘭芳奠定初步的工業基礎。

其實“拔苗助長”這個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的侷限性，看看21世紀的迪拜就會明白，當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時，困難真的不像想象中的那麼多。

隨著大量工人和工程師決定加入”法蘭克公司“，克虜伯的問題已經初步得到解決，接下來的事還需要更多的時間發酵，而那只是時間問題。

於是留下兩個精通德語的同伴負責後續聯絡，張天運和隆氏兄弟他們繼續往下一站進發。

下一站是萊茵金屬，再在下一站是寶馬公司，然後是凱撒大帝造船廠，然後是卡爾蔡司股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