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情每能朝正確方向發展。因此，不僅會犯錯誤，貽害社會，甚至自己給自己的脖子套上絞索。

這裡說的思維方式，是指生活態度，也就是哲學、思想、倫理觀等，也指涵蓋了所有這些因素的“人格”。謙虛地美德也可以算作其中之一。人格如果歪曲、邪惡，即使有再大的能力和再高的熱情，或者說越有能力和熱情，帶來的結果“負值”就越大。

而且，就現在的日本社會而言，我認為與領導個人的資質相比，領導的挑選方法本身存在著問題。因為很多組織的領導不是以人格而是以才華和能力為標準選拔出來的。也可以這樣說，與人格相比，現在的人才配置更重視能力、更重視只能用考試結果表示的學業。在公務員考試中取得好成績的人能夠就任政府部門的要職或進入精英序列等。

這一切也許是戰後日本經濟以增長之上主義為主的社會背景使然吧。與其重視人格這種模糊的因素，還不如重視才華這種容易直接帶來成果的要素來選拔我們自己的領導，這種用人標準一時間成為主導趨勢。

在選舉中，人們總是不由自主的把選票投給能給地方帶來利益的“拍胸脯政治家”，換言之就是人們希望把那些有才而缺德的人作為自己的領頭人。這種傾向或社會風潮我們很難改變。

日本人曾經也具有“大出著想”的思維方式。我們敬愛的西鄉隆盛先生曾經說過：“給的高者以高位，給功多者以褒獎。”這個意思是，功績卓著者給予金錢獎勵，而人格高尚者則讓他位居高位。這雖然是一百多年前的老話，但一點也不陳舊，依然是今天非常通用普遍的思維方式。

在道德崩潰、倫理喪失的今天，我們更應該銘記這些話的意義。居人之上者人格比才華更重要。越是具備超群才華的人越不應該沉湎於才華。也就是說，需要某種東西，來控制超常的才能不沿著錯誤的方向發展。這就是道德，是人格。談起“德”，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復古，但是，人格的陶冶應該沒有新舊。中國明代思想家呂新吾在其著述《呻吟語》中明確表達了同樣的內容，即：

“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資質；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資質；聰明才辯，是第三等資質。”

這三個資質，換言之就是“人格、勇氣、能力”。呂新吾希望居人之上者兼備以上三個資質。這三個資質如果按順序排列，就是人格第一，勇氣第二，能力第三。

自省與人格磨礪

戰後的日本大多啟用第三等聰明才辯型的人物作為領導。能力強、擅長雄辯、知識豐富的實用型人物得到重視，而人格威望的第一等人物雖不至受到輕視，但也靠邊站了。

這樣，無領導之德的人物——除才能之外缺乏內在的道德規範和倫理標準、缺乏人格厚度與深度這樣的人物——被安排在領導職位上，從而導致近年來政界醜聞頻繁發生，甚至更廣一點說，現在社會上的道德頹廢，其根本原因也在於此。

發生醜聞事件組織的領導經常召開記者招待會，但在答記者問時，很難令人感受到他們人格方面的厚重。這是發表一通“做得不好”，“爭取不再發生”等敷衍塞責的託辭。因為只是通讀他人準備好的文稿，聽起來我感覺全是教條主義，作為負責人的真摯和誠實一點也沒有傳達出來。

即使他們感到驚慌失措、矇蔽事實、逃避責任，但是，很少見到他們認真對待整個事件，承擔自我責任，該說明的做出說明，該改正的進行改正。這不得不讓人感到他們沒有堅定的信念和哲學，甚至缺乏對事物的善惡、正邪嚴加區別的標準。

如果這就是號稱社會領袖的人的作為，那麼現在的孩子們不尊敬、不信任大人，就不難理解了。

居於人上的領導們需要的不是才能和雄辯，而是以明確的哲學為基礎的“深沉厚重”的人格。謙虛、內省之心、克己之心、尊崇正義的勇氣，或者不斷磨礪自己的慈悲之心~~~~~~一言蔽之，就是他必須是抱持“正確的生活方式”的人。

這就是中國古代所提倡的遠離“虛偽”、“自私”、“放縱”、和“奢侈”的人生態度，也就是說，不能虛偽、不能有私心、不能我行我素不能有奢侈之心。課以自己高潔的生活方式，這是人上人的義務，亦即崇高的義務。

說道努力樹立正確的做人準則，也許有人會笑——好像小學道德課中講的一樣。但是，不正是因為我們大人沒有遵守小學所受的教育才導致現在社會價值觀動搖，人心荒廢嗎？

現在，有多少家長能對孩子堂堂正正的進行道德教育呢？又有多少人富有遠見、人格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