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道德缺失。銀行家是整個里根—撒切爾時代的替罪羔羊，這個時代推崇金融業發展，貶低實業發展，使進步的果實比例失調地聚積到富人和超富人群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一代的階級鬥爭發生在溫飽的中產階級和擁有遊艇的富豪階層之間。）

除此之外，銀行家依照他們的風險模型行事，儘管他們對模型一知半解，但在他們看來，他們並沒有做錯什麼。事實上，如果他們反其道而行之，也會受到譴責，原因是他們沒能夠“為股東謀求最大利益”。儘管他們追求自我滿足的行為是自私的，但卻是最符合常規的。他們囫圇吞棗地嚥下了整個證券化的抽象概念，卻不明白它所產生的多重後果。很多人堅信他們照顧了公共的利益，使那些窮人也能夠擁有住房和其他想要的東西。凱恩斯一針見血地指出：“那些‘合理’的銀行家，嗚呼！面對危難並沒有極力避之，當他們自身不保時，他們因循守舊、墨守成規，拖著其他人一起同歸於盡，這樣就沒有人可以怪罪到他們。”　29

歸罪於信用評級機構

高居在黑名單上的是惠譽國際評級、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和標準普爾公司等信用評級機構。“它們對這場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些機構給那些‘超高階’次級貸款支援的抵押債務打了異乎尋常的高信譽評分，這如同發射出了致命的子彈。”30當最後那些由大量次級債務組成的證券被發現是持有AAA評級時，問題才得以曝光。

且慢，想得更全面的一些人不會一味嘲笑評級機構，他們指出一個明顯的問題：評級的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