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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彼爾了，他想著，仍然注視著那輛貨車拉上的窗簾，還有那些鮮豔奪目的環球旅行標語；只剩下彼爾，及我們在水湄街友善的閒聊——只有我們兩個人，老朋友、老夥伴，借用莫魯迪高雅的說法是“共享一切！”只是當晚為了獨處，他讓安妮離開家。“只剩下彼爾。”他無望地重複了一句，覺得血往上衝，臉色變成深紅，穩健感開始向危險的一方傾斜了。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喬治向著他的焦距已經對不準了。每一回想到彼爾，總把距離調得很大，每次看來都不同。在安妮和他的韻事揭發前，喬治一直以為自己非常瞭解彼爾，瞭解他的才智及其能力的極限。他屬於目前似乎將永遠消滅的戰前典型，是聲名狼藉之餘還能很高尚的那種人。他父親是高等法院的法官，他的兩個美麗的姐妹嫁入貴族之家。在牛津唸書時，他比較喜歡不合時宜的右派，而不喜歡時髦的左派，但是從不到曲解的程度。他從十七、八歲起就已經是個敏銳的探險家和風格大膽的業餘畫家；他有不少幅畫現在還掛在卡頓園的部長辦公室裡。他跟中東的每一位大使和領事都有交情，並且毫不留情地利用他們。他學外語的速度極快，一九三九年時，“馬戲團”在注意他多年後吸收了他。他開始進行令人目眩神迷的戰爭。他無處不在，而且極為迷人；他不遵循正統，有時極為粗暴。他頗具英雄氣概，拿他和阿拉伯勞倫斯相比是免不了的結果。

喬治承認彼爾在他的時代中，確實有些歷史性的成就，為了恢復英格蘭的影響力及偉大，也曾提出各種恢弘的計劃——就和名詩人布魯克一樣，他從來都不說“不列顛”，只說英格蘭。但對他難得客觀的喬治，卻記不起有哪幾個計劃付諸實施過。

那是韓彼爾的另一面，相形之下，身為同僚的喬治認為他比較值得尊敬的有：他具有情報員遇事不慌不忙的天才；他在對付反間諜及實施欺敵作業時，具有難能可貴的鎮定；他具有助長感情、甚至是愛情的本領，雖然這和其它的忠誠互相牴觸。

至於證人嘛，就是我親愛的太太，謝謝你出席。

也許彼爾確是出類拔萃，喬治絕望地想建立心理的平衡。想象著他，將他放在洛伊、德比，甚至普溪身邊一比，確實使喬治覺得後面三者或多或少都是不完美的仿製品。他們的做作似乎步步朝向那個根本不可能達到的“完美”的理想，雖然這種理想本身就是被誤解或誤放的；事實上彼爾根本就不值得仿效。白洛伊的鹵莽無禮，艾德比刻意裝出的英國作風，葉普溪淺薄的領導才能——沒有彼爾，他們就雜亂無章。喬治也知道，或者自認為知道，現在這個想法似乎是一種啟發——彼爾本身的才能其實也很有限；他的崇拜者（白洛伊、裴傑岷、葉普溪、艾德比及其他俱樂部的人）也許認為他很完美，其實彼爾真正的技巧是在利用他們，借他們使自己更形完美。這裡一點、那裡一點，由他們那種被動的同一性，以掩飾他的實質比外觀要渺小得多的事實……最後將這種依賴潛藏在藝術家傲慢的外衣下，把他們踏在腳底下……

“不要再想了。”喬治大聲地說。

猝然由他內心的反省抽身而退，憤憤地揮去有關彼爾的另一個理論，喬治讓自己過熱的心冷靜下來，回想他們最後一次見面的情形。

“我想你是要考問我有關梅林的事情。”彼爾先開口說。他看起來又累又緊張，那是他來往華盛頓的時期。以前他會帶個不大相配的女孩，讓她在他們談論公事時到樓上去陪安妮，其實是讓安妮替他吹噓他的才華，喬治殘忍地想。這些女孩子全都是同一型別：年齡只有他的一半，進過破藝術學校，偏執而自信；安妮常說彼爾有朋友專門供應他女人。有一次，為了使他們吃驚，他帶了一個象鬼似的年輕人，那個人叫做提哥，是西區一家酒店的酒保，敞開的襯衫露出胸前掛著的金鍊子。

“嗯，畢竟他們說那些報告是你寫的。”喬治解釋道。

“我以為那是洛伊的工作。”彼爾面帶狡猾的笑容說。

“洛伊只是把它們翻譯出來。”喬治說：“加以解釋而作出報告的人是你，上面的字來自你的打字機，這種情報根本不能讓打字員知道，所以必定是你親手打的。”

彼爾仔細傾聽，聳起雙眉，似乎隨時會打岔提出異議，或改變一個更能投合的話題。然後他由一張扶手椅站起身，緩緩走到書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