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是放棄已經行不通的虛文，接受現實。況且所謂“兩稅”，也還不是中央政府的制度，其賦稅的稅率和抽稅的程式早已落入各藩鎮的掌握中，也就是各地軍官自動抽稅，自動供應他們的部隊，因之他們的地盤成為世襲。然則政治上的分割，無礙於經濟上的發展，這些地方和日本初期近代史相似。唐宋之間的五代，只經過五十四年，並沒有長期間的大擾亂。以後趙宋王朝統一全國，也是將各藩鎮間的兵權稅權接收過來，用不著對社會體制作全面改革王賡武（Gung…wu；Wang），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Kuala　Lumpur；1963）。周藤吉之，《五代節度使の支配體制》，《史學雜誌》61（1952），4∶；6∶五代在中國財政史上的貢獻，也可以從各地方誌中看出。。

宋朝創業之主趙匡胤自己就是五代時的軍官，由部下將領擁戴登基。他的宋朝很像有替中國另開門面的趨勢。國都汴京就是一座商業城市。這新帝國提倡商業，在造船、鑄幣、開礦、榷稅、專賣酒醋各部門下工夫，不以重新分配耕地作創立新朝代的基礎，自始即不行徵兵制，而襲用五代以來的募兵。

簡而言之，這是一個注重實際不務虛名的國家。從製造兵器到籌設倉庫帶兵作戰，好幾個皇帝都親臨其事，而不是和很多中國傳統帝王之家一樣以儀禮代替行政，嘴裡歌頌仁義，而實際爭奪皇位屠殺功臣。他們又已看清當前使命是規復中國版圖之內疆域，即驅逐契丹之遼及羌之西夏；他們自問以南方的生產能力對付這問題綽綽有餘，其方針以經濟動員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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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3）

但是其結果則與想象完全相反，不僅契丹不能驅逐，即和西羌作戰也受了大規模損失，好幾次喪師辱國。1060年間王安石的新法行，原來希望將財政稅收經過一段整理，就可以增加軍事力量，無奈事與願違，新法一頒佈就發覺行不通，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