壑”及“若大旱之望雲霓”有關。而孟子的低水準平等思想，為明代人士所講習，也不可能與這種情節分離。

對付北方遊牧民族的侵逼，也使中國不能施行地方分權，造成彼此不相顧盼的趨勢。傳統中國的國防線為“萬里長城”。實際上因時代的不同，築城的地點前後移動，但是總與十五英寸的平均雨度線相去不遠。這也就是說在長城以北以西的地方，每年的積雨量低於十五英寸，無法耕種農作物，是遊牧民族馳騁的地區，他們遇有災荒或者趁到中國分裂之際可能大規模來犯。中國即取攻勢也不能解決這地理上的問題，只能加強向地方政府的控制，以均一雷同的姿態取防勢。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2）

這些地理上的因素，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尤其在近代史上講，甚為不利。中國人經常說：“如欲攘外，必先安內。”但是其所謂安與攘都是大規模的工作，數量重於質量。其用心設計之餘，只能維持政治上超時代的統一和雷同，不能在技術及經濟上講求功效。因為後者的增進，總是參差不齊的。明朝加強中央集權，用倫理的社會力量保持各地均衡，防止各地方政府產生特色的趨向，也可以從它的科舉制度看出來。科舉制度肇基於隋而確定於唐。初時遇有明經明法等科，到宋時還用策取士，也仍有經義詞賦。到明季中葉之後則只有八股文。鄧嗣禹說：科目日趨簡單，方法日形複雜鄧嗣禹，《中國考試製度史》（臺北，1967），頁73。，也表現整個文官組織逐漸單元化，它不能掌握社會多元的情形，更不會鼓勵這樣的發展。

然則“打破砂鍋璺到底”，則我們不能不相信天候地理的力量可怕。而今日去明代覆亡又已三百四十一年，這種力量雖然沒有以前的厲害，也還沒有隨朱明王朝而全部消滅。

第二，在中國傳統歷史上講，明朝的收斂性和唐宋帝國的擴張性相反。

錢穆作《國史大綱》時，稱唐朝“政權無限制解放；同時政府組織亦無限制擴大”錢穆，《國史大綱》（臺北，1966第十版），上冊，頁312。。其實這趨勢也相次繼續於宋代。

唐朝繼承楊隋、北齊、北周，及北魏拓跋氏之後，在中國歷史上自成一系統。其立國精神，受《周禮》的影響甚大。如魏之“三長”、“均田”，以及各朝的“府兵”，都系用“間架性的設計”（schematic　design）作基礎，也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廣泛地推行於各地區，行不通時，互相折中遷就，只顧大體上在某種程度上的可行，無意以條文做主，凡事認真均田制及租庸調製，只代表一種理想，實際施行時，又待當時當地的“活用”。所以崔瑞德（Denis　C�Twitchett）作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Cambridge；1963）時，以《舊唐書·食貨志》為藍本，雖然引用了很多參考資料，仍稱其所敘不過是“理想上”的制度。有些在敦煌“活用”的地方，可參考韓國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1964）。以公元755年為唐代財政的分水嶺，是崔著的重點。。這種辦法行至公元755年安祿山叛變時，已不能繼續。以後所謂“藩鎮之禍”，乃系各地軍閥自行抽稅募兵，與日本之“大名政權”相似。

按：其實這種有效的地區政府，不一定比有名無實的中央政府低劣。只是中國士人習於官僚政治，沒有朝廷合法及道德的名義陪襯，就感覺得不安。而五代十國間，契丹之遼進據幽燕十六州，包括今日的北京。中國之外患，迄西夏、金、元以至朱明王朝之建立，歷四百年未止。

這中間的經過無法凡事鏤刻比較，只是和明朝作風頗相針對，而對明朝頗有決定性的影響者，則為北宋，而且王安石的試行新法更是宋史中的一大分水嶺。明朝之採取收斂及退卻的態度者，也可以說是在王安石新法失敗後的一種長期的反動。所以研究明史者注意新法實施的經過，並且將宋朝雖在經濟高度發展下而仍不能替中國開啟出路的原因仔細琢磨，將來再回頭讀明史必可事半功倍。這兩者一經比較，更能增進讀者瞭解能力，也容易看出西歐後來居上，在明清之間超過中國的原因。

最簡單地說來，則是現代的金融經濟，有商業型的獨佔性，它必須在政體、思想、法治、社會生活間全部被接受才能順利地展開。中國在宋朝及明朝都沒有具備上述這些條件。

上面說過，宋朝繼續李唐王朝擴充套件的趨勢，乃是自“租庸調”到“兩稅制”，外表上好像是全面改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