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增一機，後增至二十餘，商賈所貨者，常滿戶外……”原載《松窗夢語》，卷6。《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頁36。張瀚既以家境富裕而入仕途，其所敘商人，則又與小生產者機戶直接接觸，商業經營仍不出傳統方式，即織即賣，全部重點為現金交易，無資本主義象徵。

《三言》故事中，罕有提及客商所購物資出售於消費地坐商之詳情。但其略有提示者，如前稱之阿寄販漆於蘇州及杭州，南昌布商之販佈於贛州石城縣，及呂玉之販佈於山西，均以零星出賣為主，暗示當地坐商，亦以極為緊縮之資本，逐日經營，無力大規模收購囤集，以掌握市場。茲項情形，與吾人所知之明代商業習慣相符。因消費地之坐商，逐漸成為批發商，則必管制客商之攜貨入境者，或放債於後者，或投資而互為契約。若真如此，則商業組織及商業資本必為改觀，結果為資金集中，一方面坐商之數目減小而其經營範圍擴大，一方面客商失去其獨立性而成為坐商之僱員。此情形繼續發展，商業資本終必投資於生產。但此諸條件始終未能在中國傳統社會成熟，亦即坐商未能蛻變為批發商，以促進資本主義之形成。

明代坐商之資金欠集中，亦可於商稅規制中窺及，如北新關在杭州城市內外課稅於各行商，至17世紀之初，其所課者為“區船一千二百餘隻，行戶三千五百餘名，每名季鈔少者僅二三十貫”《北新關志》，摘錄於《天下郡國利病書》，冊32。。如批發貿易發達，則其稅收無待於針對零售商行，有如前述。又戶部尚書趙世卿於1602年呈萬曆帝之奏疏，稱稅使四出，商人避稅歇業。文內稱河西務先年布店計一百六十餘名，今止三十餘家矣。臨清關往年夥商三十八人，今獨存兩人。臨清緞店三十二座，今閉門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閉門四十五家。雜貨店今閉門四十一家《神宗實錄》，頁7073。。文中稱布店、緞店及雜貨店，當系零售商無疑。其店數之多，亦顯系其業務非批發。如尚有批發商在此縷述店數之外，則增進商稅當應從批發商著眼，零售商數目之多寡與稅收數量無關宏旨，戶部尚書之呈奏仍計算後者為文不對題。

又前述陳繼儒之《布稅議》，在敘述“鄉人轉售於莊，莊轉售於標”之餘，續稱：“其近淮而北走齊魯之郊，仰給京師，達於九邊，以清源為綰轂。出長江之口，徑楚蜀，而散於閩、粵、秦、晉、滇、黔諸郡國，以蕪關為綰轂。是皆孔道要津，布商麇集，舟車負載，晝夜馳騖而不息，此天下之大命脈也。”除提供清源及蕪湖為南北交通孔道外，亦未指稱二處有批發商。

坐商之資本擴大時，多轉業典當，因其獲利多而冒險性小。《金令史美婢酬秀童》（《通》）中之張皮雀斥典當鋪主：“你自開解庫，為富不仁，輕兌出重，兌入水絲，出足紋入，兼將解下的珠寶，但揀好的都換了自用，又凡質物值錢者才足了年數，就假託變賣過了，不準贖取，如此刻薄貧戶，以致肥饒。”其實全文為典當業一般經營之常態，非一人一店之貪酷情形。

《三言》中稱典當業業務發達之情形，前後不絕。如《鄭節使立功神臂弓》（《恆》）中之張俊卿為宋代開封府“萬萬貫財主”，此人“門首一壁開個金銀鋪，一壁開質庫”。一般人士向典當鋪質典及購買已絕贖之物品，亦為常態。《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通》）中之李公子，“在院中嫖得衣衫藍縷，銀子到手，未免在解庫中取贖幾件穿著。”《張廷秀逃生救父》（《恆》）敘一木匠，因荒年失去主顧，“將平日積些小本錢，看看用盡，連衣服都解當來吃在肚裡。”《賣油郎獨佔花魁》（《恆》）中之秦郎嫖妓前，“到典鋪裡買了一件現成半新半舊的綢衣。”則典當鋪除將坐商資本吸收於非正常商業及不生產之高利貸外，亦束縛生產。因其為半新半舊之物資開設銷路，即減少新綢新衣之市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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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坐商（2）

牙商為明代商業中不可或缺之成分，已在文中提及，其業務亦在前節敘客商時闡明。根據明代法令，牙行埠頭，為官廳所承派，不僅為買賣之中介，並因其住址固定，足以負責客商及船戶之行止。《明戶律》雲：“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埠頭，並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附寫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號，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大明會典》，卷164。。此顯為明初法令，在明末未能全部實行，除政府之管制鹽商及進出口商，尚採用此原則如廣州在16世紀通商時，海道副使汪柏設立客綱客紀，“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為之。”見《天下郡國利病書》，冊44。關於鹽商，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