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平衡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80�。是以商人經常攜帶現銀往該地區採購物資。清初葉夢珠雲：“吾邑（上海）地產木棉”，所織標布，“富商巨賈操重貲而來者，多或數十萬兩”《閱世篇》，卷7。節錄於《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上海，1957），頁21。。又前述“浙、直、湖、湘客人腰纏過梅嶺者數十萬”，均似稱一年之內，商人攜現銀入境，可積累達數十萬兩。《三言》非研究商業之專著，無計算其總數之處，但各章節間，均有各地客商親攜現款之記載。《施潤澤灘闕遇友》稱施途拾包銀六兩，自忖：“若是客商的，他拋妻棄子，宿水餐風，辛勤掙來之物。”足見客商身攜白銀，是為常態。《呂大郎還金完骨肉》稱客商有銀二百兩，亦藏在“搭膊”之中。二百兩為重十二斤有半，其贅疣情形可見。《陸五漢硬留合包鞋》（《恆》）亦稱：“兜肚有兩錠銀子，每錠十兩重。”即《盧太學詩酒傲王侯》所稱盧楠，雖系地主而非商人，“僱工的也有整百，每年十二月中，預發來歲工銀子，銀藏在兜肚中。”

即使資金超過“腰纏”之可能性，明代商人仍自身攜帶，此可在《三言》資料之外窺見。如《客商規鑑論》雲：“身攜萬金，必以安頓為主。”所述“萬金”實際為白銀萬兩，為重六百餘斤，雖則文字為概敘，不必完全符合事實，但所攜之本銀，諒非小量。同書又云：“囊沉篋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須自挈，豈宜相托舟子車家”見於《山西商人の研究》，頁300。。其行李中所藏珍物，亦顯系白銀。

明代剩餘資金，因無信用存款之機構，除經商及高利貸之外，只有埋藏地下。施潤澤兩次掘地得銀，每次均在一千兩以上。《杜子春三入長安》（《恆》）敘隋代事，但其中所說“他祖上埋下的銀子，想被他掘著了”，可視為明朝社會常態。《膝大尹鬼斷傢俬》內，倪太守竟埋金一千兩，銀一萬兩。雖其數量可能為小說作家之渲染，然藏銀地下，則為富家習慣，其他資料，亦稱如是《中國貨幣史》，頁480；周玄�《涇林續紀》（涵芬樓本），頁5。，情節確鑿，為中國商業資本不能發達之又一因。

《三言》中所敘之客商，無一人攜眷經商。生活裕如之客商，則在客處娶妾。《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之薛婆稱：“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當家，把家當客”，即指此種趨向。《楊八老越國奇逢》中有詩一首，開句雲：“人生最苦為行商，拋妻棄子離家鄉；餐風宿水多勞役，披星戴月時奔忙。”因此楊亦在漳州另娶。

三、坐商（1）

坐商多由客商起家。《錢秀才錯占鳳凰儔》（《恆》）中之高贊，即為一例。此人“少年慣走江湖，販賣糧食，後來家道殷實了，開起兩個解庫，託有四個夥計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

經常坐商不兼做客商，因兩者經營，均須親身預聞，坐商即不領瑣務，亦須密切監視。《劉小官雌雄兄弟》（《恆》）中之劉方、劉奇在河西務開有布店。河西務為運河北段商業重鎮，此布店當代表一般情形。但業主因店務忙迫，竟不結婚成家，以便專心照管。劉奇雲：“我與兄方在壯年，正好經營生理，何暇去謀他事？”又《新橋市韓五賣春情》（《明》）託稱為宋朝事。新橋鉅富吳防禦開了個絲綿店，又在五里外灰橋設有分店，勢必令子吳山照管。“吳山每日早晨到鋪中賣貨，天晚回家。”他曾對金奴雲：“父母止生得我一身，家中收絲放債，新橋上出名的財主，此間門前鋪子，是我自家開的。”此鋪店雖有主管一人專理買賣出入，吳山仍須“逐日將賣絲銀子賬來算”。

明代商人除鹽商及木商外，罕有批發商。因坐商既不往出產處收購物資，對收購物資之客商又無所統治，則其經營必仍以零星收購零星販賣為原則。前述盛澤鎮綢店，客商則“蜂攢蟻集，挨擠不開”，機戶則“織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脫。”則經營綢店者勢無批發之可能。上段所敘吳山為當地鉅富，但其對主管雲：“我入城收拾機戶賒賬，回來算你日逐賣賬。”則其所收絲，仍系零星賣與生產者，或以賒賬方式而附行高利貸。此與其他檔案記載之情形吻合。如松江之紡紗者，“裡媼晨抱紗入市，易木棉以歸，明日復抱紗以出”　原載《圖書整合·職方典》松江部。《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頁224。。又張瀚為1535年進士，後任吏部尚書，其敘述彼祖先在15世紀及16世紀之交以織絲致富，常被若干學者摘錄為資本主義萌芽之例證。其實其原文雲：“購機一張，備極精工。每一下機，人爭鬻之，計獲利五之一。積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