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意識形態。只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務必透過真人實事，才能算數。以上所說政府耗費自己的人力物力，去強迫執行私人簽訂的合同，可見社會的風氣業已改變，也就是大多數的人，認為這信用一事，不僅是訂約兩方的利害，也直接影響全社會的福利與安全。所以韋伯一方面闡釋資本主義的精神認為賺錢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在這精神之下，賺錢不僅是手段，而且是人生的目的；也不受傳統“適可而止”的警惕所限制，而是越多越好。可是韋伯並沒有忽視社會組織。他提到資本主義的特徵，曾縷述企業和家庭分離，記賬有組織和條理，公司財產與個人財產在法律面前分割，貨幣和信用經常聯絡。講到資金活用，他又直接地說出：“你付一年六鎊［的利息］可以擁有一百鎊的錢存在手頭活用，只要你有誠實謹慎的聲名。”他更牽涉到法律的重要。法律不僅要確實，而且要徹底。在這時候韋伯更立竿見影地指出：“現代合理化的資本主義，不僅要有技術上生產的能力，而且還要有能讓人預為籌算的法制，並且又能經理正式的規則。”他又提出警告：“過於麻煩的法律和無法強制執行的法律，必淪為死法律”這些要點見於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Talcott　Parsons譯自德文（New　York；1930），，48。括號內二段依次序見於p�50及，以及“作者自序”，p�25。。

這些條件已和我們以上草擬的一段沒有實質上的區別。何以麻煩的法律和不能強制的法律要淪為死法律？法律的實施，必有社會的強迫性（social　pulsion）做張本。也就是十之###的情形，人民已自動願意照立法做事。所行的事，要不是已有成例，可以算作合法（legal），則是兩方認為公平（equitable），其關鍵則是立法已和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吻合，有時縱要法官評斷一二，也只算特殊情形。倘是凡事都要開庭審問，追究成例，派法警，出傳票，貼封條，那也就是國家體制和社會情況脫節了。長期如此，則這國家必陷入內戰的狀態中去了。

韋伯用清教徒的文字作基礎，清教派則為16、17世紀英國曆史上的產物。從他的寫作中，我們也可看出在資本主義這一個大題目之下，思想、宗教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