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不得不佩服黃先生的才智與膽識了。讀他的書，在“淺閱讀”的層面上，我也常常激動不已。我好說黃先生是“三反分子”，其一是“反道德”，他認為中國失敗與落後的結症正是“道德治國”；尤其是用道德代替技術與法律，那是很危險的事情。他認為，應當最大程度地將道德排除出歷史討論的範疇，在看待歷史時，應當考慮當事人能怎麼做，而不是應該怎麼做，道德評判並非史家的責任。其二是“反性善”，黃仁宇借萬曆皇帝的“嘴”指出，人都一樣，一身而兼陰、陽兩重性。既有道德倫理的“陽”，就有私心貪慾“陰”，這種“陰”也絕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其三是“反歷史”，黃仁宇既然有了“大歷史觀”的武器，就要評判以往的“小歷史”。他提倡在歷史的棋局上，應當從縱深去看問題，一匹馬被車吃掉，直接原因，或許是因為它被別住了腿；然而馬之所以被車吃掉，乃是從棋局開始雙方對弈之綜合結果。你不覺得這種“把一切事件的發生，均納入歷史的潮流”的作法，似乎帶著一些歷史決定論的痕跡嗎？

——俞曉群《黃仁宇：讓遊子的孤魂，牽著親人的衣襟歸來》

黃仁宇的史觀實為勝者為王的史觀，完全以近代的“大結局”作為判斷過去歷史正確與否的根據：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證明其古代歷史是合理的、正確的；在近代失敗的文明，就證明其古代歷史是荒謬的、錯誤的。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自有專業價值，《萬曆十五年》的寫法創新也不容抹殺，但其他著作所論物件雖異，卻幾乎都是大歷史觀註腳，區域性或有所見，大體仍屬不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