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意的切當，因此研討就顯出了特別的學術價值。第二，這樣的探討和收穫，已經印證了黃仁宇作品所擁有的不凡地位。對於那種因批評而至於認為黃氏作品“不值一讀”的太過高明的極端意見，我想，一位評論者的話可以引述，他在指出自己所認為黃仁宇治學中存在的疏漏之後說：“作為一名廣義的創作者，他（黃仁宇）在世紀末。。。。。。有過的影響力，遠遠超出許多嚴謹史學家們的想像之外。”我想，這應該是比較中肯的結論。

關於“黃仁宇現象”的各種評說，大體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黃仁宇的著述所引起的閱讀震撼和熱潮，使人們公認他是值得學界重視和學習的寫作楷模。這一點，已經得到評價中不同意見各方普遍的認同。而這也正是本人作為出版工作者最想多談談的一個方面。評論者中對於黃氏的寫作風格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力不乏高度讚賞者。如美國文學家厄卜代克說，《萬曆十五年》將“往事與現實糾結在一起，儘管它是一部嚴謹的學術作品，但卻具有卡夫卡小說《長城》那樣的超現實主義的夢幻色彩”。在臺灣，有學者將黃仁宇放入中國古代和西方20世紀80年代史學書寫方式的變遷中去比較考察，從中探索黃氏寫作與它們之間的關係。還有學者將黃氏著作與18世紀西方理性主義史學經典作品，如休謨的《英國史》和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相提並論，這些史學家恪守“以史事闡明哲理”的信條，“讓史書充滿敘述之美”，《萬曆十五年》雖然在卷帙上不能與這兩書相比，但“其鋪陳佈局、娓娓道來的的本事卻不遑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