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無恥之尤的衣冠禽獸”。而章太炎對這位弟子身上的各種毛病（尤其是藐視道德的行為）則表示出足夠的寬容和理解，認為黃侃是魏晉時代“竹林七賢”中阮籍那樣放蕩不羈的人物，不管他如何翫忽禮法，逃脫責任，畢竟喪母時嘔血數升，仍是純孝之人，內心是善良的。

實際上在玩世不恭這一點上，黃侃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比如對於學術，他雖自視甚高，但從不苟且，治學一向嚴謹，決不輕易著書立說。他說過：“學問之道有五，曰：不欺人；不知者不道；不背所本；負責後世；不竊。”他堅決反對臆說、迂斷、急於求解、急於著書的輕浮現象。他還認為學者要能闕疑，能服善。他十分贊同古人著書忌早之說，大半生述而不作，立志“五十當著書”。1935年，黃侃五十壽誕，老師章太炎以詩賀之，詩中提醒他“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裁好著書”。不料天不假年，這年10月8日，黃侃竟酒醉中風而死（一說胃血管破裂，搶救無效而死），一肚子學問，也許還有牢騷，也都隨之趕赴黃泉。對此章太炎深以為憾，他在黃侃的墓誌銘中寫道：“（黃）尤精治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