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俠，而錢又讓平襟亞再寫了一篇《一千元的經過》，在報上同時發出，現各引一段——

張愛玲：“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當面交給我一張兩千元的支票，作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費。我說：‘講好了每月一千元，還是每月拿罷，不然寅年吃卯年糧，使我很擔心。’於是他收回那張支票，另開了一張一千元的支票給我。但是不知為什麼賬簿卻記下的還是兩千元。……平常在報紙上發現與我有關的記載，沒有根據的，我從來不加以辯白，但是這件事我認為有辯白的必要，因為有關我的職業道德。我不願我與讀者之間有任何誤會，所以不得不把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平襟亞：“當時曾蒐集到張小姐每次取款證據（收條與回單），匯粘一冊，曾經專函請其親自或派人來社查驗，一一是否均為親筆，數額是否相符。乃歷久未蒙張小姐前來察看，迄今置之不問。物證尚在，還希張小姐前來查驗，倘有誣陷張小姐處，願受法律裁製，並刊登各大報廣告不論若干次向張小姐道歉。……尤以最後一次——五月八日深晚，張小姐本人敲門向店夥親手預支一千元，自動書一收據交由店夥為憑（現存本社）。自此次預支之後，竟未獲其隻字。故就事實言，迄今仍欠本社國幣一千元。”

單就這兩篇文章而言，各執一詞，莫衷一是，因而這件事枉打了許久的筆墨官司，到現在也沒有定論，也不可能會有什麼定論。但我以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