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對坊間評論向來不放心上，報上雜誌上凡有批評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還有冒昧寫信來崇拜她，她亦收存，但她卻不作答。

柯靈在1978年9月的《懷傅雷》和1984年的《遙寄張愛玲》中兩次提到這件事，念念不忘，耿耿於懷：

“四十年代初，我和傅雷開始交往，冷不防就爆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衝突。那時我們祖國正處於艱苦的抗戰年代，上海已經淪陷，用傅雷的話說，那是‘一個低氣丈夫的時代，水土特別不相宜的地方’。他用化名給《永珍》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論文，其中有一段話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輩作家（按：即巴金）。傅雷在法國專攻的學科之一是藝術批評，這篇文章的重點就在於探討文學創作的藝術技巧。這類問題，本來完全可以各抒己見，無關宏旨。但一則我以為他的意見未必允當，再則這位前輩遠在重慶，而我又一向主張，在淪陷區的刊物上，為避免敵偽利用，不宜隨便議論身在抗戰前線的戰友，哪怕這種議論無傷大雅也罷。鑑於傅雷的倔勁相當出名，我採取先斬後奏的權宜措施，發表時把他這一段文字刪掉了。這惹得傅雷非常生氣，提出要我在報刊上更正，並向他公開道歉。但我透過朋友向他作了懇切的解釋，也就取得了諒解。”（柯靈：《懷傅雷》）　。　想看書來

第九章　與子相悅（4）

這篇文章寫於1978年，那時國內對“張愛玲”三個字還態度模稜，這使被“*”嚇怕了的柯靈在提起舊事時不但要著意避開張愛玲的名字，並且為了不讓人看出痕跡來，連巴金的名字也隱去了，用“前輩”代替。由此可見柯靈為人的小心謹慎。

然而他在1984年，終於大起膽子，把事情說得更明白了——

“其實傅雷的議論，還有個更高的立足點，那就是以張愛玲之所長，見一般新文學作品之所短，指出‘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著鄙夷的態度。五四以後，消耗了無數筆墨的是關於主義的論戰。彷彿一有準確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區藝術更不成問題。’一揚一抑，有一段還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為未必公允恰當，利用編輯的權力，把原稿擅自刪掉一段，還因此惹惱了傅雷，引起一場小風波。”（柯靈：《遙寄張愛玲》）

不過，如果一定要說張愛玲有什麼回應的話，那麼我以為《傳奇》的出版大概是多少含著些負氣的意思的。因為傅雷曾在《論張愛玲的小說》結束語裡寫著：“一位旅華數十年的外僑和我閒談時說起：‘奇蹟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下場。’但願這兩句話永遠扯不到張愛玲女士身上！”

這兩句話說得相當嚴重。而張愛玲在三個月後出版的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集，書名就叫做《傳奇》，四天之內全部銷光。

一年後她將《傾城之戀》搬上舞臺，並在公演前寫了篇文章：

“《傾城之戀》因為是一年前寫的，現在看看，看出許多毛病來，但也許不是一般的批評認為是毛病的地方……

我喜歡參差的對照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傾城之戀》裡，從腐舊的家庭裡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並不會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範柳原，使他轉向平實的生活，終於結婚了，但結婚並不使他變為聖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

極端的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易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張愛玲：《關於〈傾城之戀〉的老實話》）

2

1944年8月26日新中國報社舉辦了一場“《傳奇》集評茶會”，席中有人問張愛玲：“對《永珍》上所刊的批評（迅雨文章）和《雜誌》上所刊的批評（胡蘭成文章），以為哪一篇適當？”

張愛玲答：“關於這，我的答覆有一篇《自己的文章》，刊在《新東方》上。”

為了這句話，後人便都以為她的《自己的文章》是答覆迅雨的了，然而綜合當時的情形就可以想明白，這明顯是耍花槍，不想正面解釋，因怕越描越黑。

——她總不能明說：不關迅雨的事，我是在跟胡蘭成對話呢！

倒是在《我看蘇青》裡，她借蘇青之口把自己要說的話給說出來了：“前兩天的對談會里，一開頭，她發表了一段意見關於婦女職業。《雜誌》方面的人提出了一個問題，說：‘可是……’她凝思了一會，臉色慢慢地紅起來，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