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時才三十八歲。她的姐姐即我的姨媽剛過三十歲就撒手塵寰了。母親彌留時痛切地說：她的病是沒救了，一家子都是毀在這病上的。我到如今說不明白，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家族病，它為什麼如此惡劣？可怕的病症，可憐的一家！

人非草木，往往鐵石。其實並非鐵石，因為生死之際，人還是超脫些好，這會讓你多難的靈魂少些痛苦。

舅舅死了，我知道我不會流淚的。十一年前母親的喪禮上，我且無淚，何況如今？淚其實是有的，在夜裡，在心裡，淚落肝腸泛酸苦。

舅舅死於東北，吉林省白山市孫家堡子鎮。根據他的遺願，他的族人前去帶回了他的骨灰。他不單是要千里迢迢歸故土，而是要同時回到祖先那裡去了。喪禮是在東北舉行的，魂歸故土已是如此草率和冷清。舅媽沒有回來，他們唯一的兒子也沒有回來。舅媽不能生育，這表弟是領養的，年十歲，正上三年級。我們接信趕到五里外馬山村的墳場時，只見小小墳包上一疙瘩一疙瘩的新土，安葬他的人也沒有來得及拍勻它。我們布了菜，燒了紙。舅舅的大舅哥兩眼直勾勾向前，兩膝撲騰跪倒，假哭兩聲，於是我也極可笑地模仿了跪和拜，未等學成，老師就不教了，儀式已告完結。這大舅哥忙著掏菸袋，一面招呼著我們回家去，並問每個人莊稼收得怎樣了。

人有聲帶和淚腺，根據需要靈活運用。有時只需要前者，有時需要二者搭配，有時只需要後者。可我一樣也沒有發動。是做外甥的道理嗎？我不禁自問。

我不能忘懷我的舅舅，正如難忘我的母親一樣。

我的小名叫前進，是舅舅給起的。小時候人人叫，長大沒人叫了，自己卻時時想起，念念不忘，還經常從中獲得鼓舞的力量。我因此十分感戴舅舅，儘管多年疏於音信。我生在一九六六，那是一個急轉直下的狂熱的年頭，舅舅如此給我命名，當然離不開那個大背景。如今那個背景早已煙雲似的消失了，我們每個人，我們的社會生活都已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世界是在一刻不停地前進著。舅舅自然是一個極普通的農民，惟其普通，才會對黨對領袖一百分地忠誠，也惟其普通，他才更懂得務實，認實理。他不是哲人，可是他以命名的權威為我指明瞭人生的方向：永遠奮鬥！永遠前進！

舅舅一家為謀生而移居東北，阻隔了我們的人事往來和感情交流，但在時光的舞臺上，我註定忘不了賜我乳名的人，他代表我生命的源頭，照亮生前與身後。

但願每個人都是情種，也希望人人都是思想家。

感激與憤怒

去年金秋時節，詩集《初雪》剛剛出版，我就選一冊印裝最佳的，寄贈上海大學文學院戴厚英先生。當時再三斟酌，才決定以“先生”相稱，現在想來，可以一直這樣稱呼了。一個特殊的稱謂，往往表達更多的敬意。

書寄出不足十天，便收到一封沉甸甸的覆函，開啟來，是先生的三本大著：《人啊人》、《我的故事》和最新出版的《腦裂》。這是一份豐厚的贈禮，勉勵我堅守文學陣地，永遠追求，永遠勤奮。著作之外附有一信，信後附一篇優美的短文：《泥濘的夢》（列印件）。信中說：《我的故事》是最後一本，手頭已無，請妥善儲存。信中還說，她開啟《初雪》，便一口氣讀了下去，彷彿受到這些小詩淡淡哀愁的田園氛圍的感染，當天夜裡她便做了一個“泥濘的夢”。在這篇短文裡，先生以過人的敏銳，認為我是一個抱定了成功信念的奮鬥者，卻為命運裡無邊的泥濘所阻隔。象我這樣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先生自然是素不相識，但透過《初雪》，她能想象得出，在我“親近的田園裡，有太多的陰雨。”先生如此富於同情，如此善解人意，至今想來，仍感動如初。

此後，《我的故事》被女友孟氏借去，女友又轉借了別人，幾經易手，終於無法追回。《泥濘的夢》夾在書頁之間，也一同散失了。我為此記恨了女友，也請先生給我記過。不能忠實地儲存先生的著作，也便喪失了對先生最好的紀念。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今年八月二十五日，先生慘遭兇徒殺害，社會各界為之震驚。災難發生在社會安定、文化昌明的今天，不敢置信，怎能接受？每一顆有良知的心，都如刀割一般。想想戴先生的丈夫聞捷老師的死，想想戴厚英先生的死，我們的心不能不沉重萬分。儘管年代變遷，背景殊異，性質有別，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令人憂傷地暴露了這個世界鋼鐵建構中脆弱的一面，讓善良的人們痛呼生死無常。有國法在，身後事不難處置，但是誰又能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的悲劇呢？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