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周王室遠遠地打發到朝鮮去做諸侯，臨行之前，箕子去朝周，經過故都殷墟，看到宮室毀壞，原來繁華的王都成了一片廢墟，還長出了禾黍。史載，“箕子傷之”，因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殷民聞之，無不流涕。

黍離：悲悼故國的代表作（2）

而今歷史在這裡重演了，連詩人所感嘆的都是如此相似。“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和箕子所唱的“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如出一轍。

儘管西周開國之初的統治者早就說了，“殷鑑不遠，在夏后氏之世”。然而，終不免好了傷疤忘了痛，一旦國將不國，才又回想昔日，感慨如今。後世便依此詩詩題，稱之為“黍離之悲”。

《黍離》之詩旨，後世並無多大異義。雖然郭沫若認為是言舊家族悲傷自己的破產，餘冠英等認為是流浪者陳述他的哀思，藍菊蓀說是愛國志士憂國怨戰，程俊英持家園難捨說。陳子展意為是詩人過宗周故都，看見小米高粱都很茂盛，引起了無限的感慨，無限的憂思的詩。高亨認為是東周王朝的大夫，因事要到鎬京，看見原來宗廟宮殿所在的地方變成田野，長了莊稼，他悲悼西周滅亡，因此作詩。以上的解說實際上無非是要特標新意，其本質與《毛詩序》所持的見解（“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宗周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又有什麼差別呢？倒是漢代的“三家詩”與毛詩的看法不同。如韓詩認為是周卿尹吉甫次子伯封所作。《韓詩外傳》載魏文侯時提到《黍離》，說：“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訴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遺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為嗣。”

按韓詩所述，趙蒼唐意在諷喻魏文侯不要重蹈吉甫殺孝子伯奇的覆轍，而吉甫則是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詩。這是西周時事，曹植在《令禽惡鳥論》有載，王先謙是堅信此說。但我認為既是西周時詩，魏文侯何以不知有此詩？而這個魏文侯恰恰又是史上一有名人物。戰國第一個學術中心形成於三晉之魏的西河。這裡有兩個核心人物，一是魏文侯，一是卜子夏。禮賢下士的魏文侯也是魏國曆史上最出色的一個國君。《史記·儒林列傳》稱“是時獨魏文侯好學”。《漢書·禮樂志》說：“至於六國，魏文侯最為好古。”可以想像，如果是西周前詩，文侯怎麼可能不知道呢？況且，此處魏文侯並沒有殺擊之心。擊在中山，訴為太子，互不相干，反倒是趙蒼唐提出要父子通使，趙諷此詩有些莫明其妙。以小人心度之，莫非還有挑起魏文侯殺擊之嫌。趙雲，“非敢怨也，時思也”，這句話也不通。連魏文侯一聽就知：“怨乎？”，即文侯聽出了詩裡的怨意，馬上質疑，趙一句“時思也”只不過是一種辯解。在我看來，這個趙蒼唐純是一小人耳。即便是一種“思”，明顯不是那種子思父。與毛詩比起來，毛詩更切合詩旨。實際上，即便是今天看來，這種“思”也是一種憂思，一種帶有天問的憂思。

這首《黍離》，沈青崖說的好：“述其所見，既非託物，因所見而行為之靡靡，心為之搖搖，亦是實寫其憂，而非由於黍稷引起，直是賦體，不兼有興。”如果是子思父，則應該側重思，而不是憂。而且，根據《詩經》的經驗，寫思往往多以比興的手法。

詩一開頭就點出了一幅頹敗的景象，而且這是一種無法修復的頹敗，故都城闕已完全被“黍離”所取代，蓬蓬春色、葳蕤草木中透露著滿目凌亂與荒蕪，如同今天那無法修復的圓明園一樣。彼，彼宗廟宮室。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憂無所想。離離，散垂之貌。搖搖者，神魂之無主也；如醉者，意緒之俱迷也；如噎者，憤氣之填滿胸臆也。可見，愈是綠色離離，愈見出昔日繁華之瓦裂，見者之心都為之崩解。愈是春意盎然，愈是見出作者心中之冷。宮闕萬間都做了土，做了肥黍的肥料。那麼，導致這種劇變的到底是什麼呢？“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詩人心裡應該馬上被喚回到當年那個烽火戲諸侯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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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離：悲悼故國的代表作（3）

此情此景，“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