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這兒的學生總體來說十分保守，大部分人都是為高德沃特（BarryGoldwater，1952年當選為美國議員，1964年參與美國總統競選，負於林登？約翰遜。———譯註）投票的。於是他們去了那兒，回來時帶回了加爾文大學校旗飄揚在五角大樓前的巨幅照片，周圍都是遊行的人群，校報上也出現了“《鐘聲》在五角大樓反戰”的大標題。校方發現了這次行動原來是自己買的單，但他們仍舊沒把我們趕出去。那年春天，我開始有點擔心，擔心他們怎麼都不會趕我們走：我覺得，風紀委員會的人知道了我想要幹嗎，他們看出了我們的真實意圖，其實就是要他們好看，讓他們顯得頑固守舊，如果真把我們趕

出學校，那就正中我們下懷了。最終，機會還是來了，我們還是讓他們上了鉤。黑人喜劇演

員迪克？格雷高利（DickGregory，最早獲得美國白人喜愛的黑人喜劇演員之一，同時也以積極投身民權運動而著稱。———譯註）要來學校演講，但校長卻因為他那自由主義的論調而取消了邀請，於是我們在校報上大肆渲染此事，但卻仍然未遭驅逐。第二個星期，我們心想：“就拿這事做文章———這是我們手裡僅有的素材了。”我們在頭版刊登了長篇社論，對校長進行攻擊，要求他公開道歉，並且在文中暗示，整件事情背後有著種族主義的動機，文章更是對校方百般奚落，公然發起挑戰。這樣的事今天聽起來可能不算什麼，但是放在當時的背景下，他們確實被惹火了，於是校報被關閉了。在大學的最後那個月，我們又辦了一份新報紙，名叫《光景》，我擔任編輯。沒記錯的話，我們在學年結束

前出過三期。

很有趣，幾個月前我收到一份加爾文大學的校友雜誌，上面

有篇文章詳細回顧了二十年前的《鐘聲》抗議校方事件，但事實上，那只是四千名學生中的大約二十個人盡全力製造出的一場麻

煩而已。

凱：你說你自己“變得激進”，這裡面，究竟是確實有著成熟的政治感覺，抑或只是想透過其他手段搞破壞？

保：嚴肅的政治和流行的政治風氣，兩者很難區分。《鐘聲》的

辦公室當初看上去就像是一家中國出版社的前哨站，屋裡都是胡志明和毛澤東的海報。再加上它俯瞰校園的地理位置，我們是否真的相信那些東西其實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們知道那麼做

會令校方發狂。

之後我加入了反戰運動，進入加州大學後也依舊如此，並且

參加了他們那兒的抗議活動。我的政治立場很靠左：親越共，親民權活動。大概有那麼兩三年的時間，邊緣左派和居中左派聯手合

作，但是，越戰一結束，他們又分道揚鑣。是戰爭令這些原本分散　的力量凝聚到一起，可一旦越戰結束，對不少人來說，戰鬥也就結束了。

凱：除了出報紙和刺激校方之外，你在大學裡還幹些什麼？學習上是不是仍舊很努力？

保：努力。我可是個好學生。我記得當初我做過一個決定，是

否要做名優等生，最終我的成績都在優下和良上之間，那還是因為我故意選了幾門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拿優的課程，例如音樂和德國文學。因為我想得很清楚，我去那兒是受教育去的，而不是為了拿優才去的，所以說，我是一所真正的學生學校裡的真正的學生。在那兒，我們必須在神學院學習六個課時，此外還有當代神學的課程———馬丁？布伯（MartinBuber）、海德格爾等———自己學的東

西你一定得弄明白，在那兒沒有濫竽充數的可能。

凱：你是在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對電影的興趣已經不再只停留於一種知識層面的破壞行為上了？

保：大學第二年時，我已經告別了牧師夢和律師夢，我視自己為一名作者、記者和社會批評家。掌管電影俱樂部期間，我開始讀到所有有關那些電影的資料，但是除了我能租到的那些，其餘的根本無緣一見。於是，1967年的暑假，我去紐約，報名讀了哥倫比亞大學的三門電影課程，只是為了讓自己多學點東西。同時我還

背景：走出大急流城　第二節（4）

找了份兼差，但卻被炒了魷魚。

這門生意，電影這門生意，是唯一一個我能保住飯碗的行業。離開這行業，我找的其他那些工作，結果都是被炒，即使在我父親　的公司裡，也是一樣。

凱：因為反抗情緒？

保：基本上是。或早或晚，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