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體現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他認為中國今後的*法制建設不太可能全盤引進西方理念，而更可能採取立足民生、務實漸進的方式，圍繞環境汙染、土地徵用、基層官員*等具體問題，透過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互動、磨合，逐步實現制度的進步和升級。他還說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他說：“歷史終結論還有待於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為中國留下一席之地。”（參見日本《中央公論》2009年9月號對福山的專訪：《日本要直面中國世紀》。）

多：我們很贊同福山先生的這個觀點，他修正了他自己的歷史終結的學說。實際上我和約翰在《中國大趨勢》中，一直都在描繪中國這種新的發展模式。如果要繼續探討下去，我想問：什麼是中國的發展模式？我們可不可以來描繪一下？

趙：好主意！當前世界有著不同的中國觀，比如說“北京共識”（2004年5月，美國高盛公司高階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倫敦作了題為《北京共識》的演講，論文隨後發表在英國著名的思想庫“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網站上，旋即在歐洲、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引起強烈反響，中國的經濟奇蹟及其背後的“中國模式”一時成為世界的焦點。）也是一種中國觀，對中國模式的不同看法，就是不同的中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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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中國模式”（1）

奈：人們對“中國模式”做了種種描述，但我未曾聽說過一個清楚的“中國模式”。人們是怎麼說的？中國是怎麼說的？我想中國除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外一直沒有解釋過她的模式，但這樣還是解釋不了許多事情。“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什麼？

多：我想補充一點，提到模式，或者提到制度，就西方而言，如果簡單地說，它的制度就是*制度。如果以非常簡潔的語言，或者用一兩個詞，來描述中國的制度和中國的體制的話，您怎麼來概括？

趙：的確，中國人自己沒有首先使用“中國模式”這個詞，因為“模式”在英文中有多種含義，它有模範、示範的意義，中國人慎用這個詞就是為了避免把“模式”變成“要別人學習”的那種意義。如果一定要給“中國模式”下個定義的話，那麼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念、戰略、政策、實踐的過程和結果的總稱，也包括出現的問題。也許稱為“中國案例”更合適，它還在進行中，處於現在進行時。

可以用比較通俗的話來概括中國體制的幾個特點：一是在理念上，是執政黨為人民執政，並且在經濟發展、文化發展、科學進步上引導人民向前進，執政黨應該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在發展方向上，是從人民的需求出發，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也就是“科學發展觀”；三是在實踐上，謹慎和大膽相結合，重大改革都是先試驗，再推廣，如我曾經工作過的上海浦東新區，就做了很多先行試驗，然後推廣至全國。

奈：剛才您作了解釋，但實際上我還是不太理解。在我看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實際上是有不相容的地方，似乎市場經濟不應該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與其說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如說是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趙：按傳統的觀點，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實際上是有不相容的地方，所以*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參見《*文選》第3卷，第373頁。）這是他的偉大創造，並在中國實現了。

多：儘管我很敬重您，但我還是要說您在繞圈子。剛才我的問題是：您能否用一兩個詞描述中國的政治體制？您的回答是一長串答案。

趙：中國特色的社會體制是30年前才提出的，是新生的事物，世界還不能一下子就看清楚，所以詳細的說明必不可少。西方的制度大體有200年了，人們已經耳熟能詳了，自然可以簡單描述了。

多：或許我剛才的問題不夠清楚。打個比方說，如果有人問：多麗絲和約翰是什麼關係？你可以說，約翰和多麗絲一起享用美餐，多麗絲做飯，約翰洗盤子，他們合作得很好，他們建立了一個非常美好的家庭，分享同樣的愛好，為共同的目標工作。這樣說只是解釋了我們關係的一些特點。但答案只需一個詞：約翰和多麗絲“結婚了”。他們是一對夫妻。

奈：我們墜入愛河。（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