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愚農不知”。

“可怎麼樣讓老百姓變成愚民呢？僅僅不讓老百姓不受教育還不夠，還得錮民。自然也就有了其書中所言“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之民無所於食而必農。””

禁止民眾自由遷徙，他們就會愚昧無知，那些不安分的到處遷徙，擾亂農事的人就會失去混飯吃的地方，只好老老實實種地。這正是中國統治者的“愚民”的不二法寶。

“可限制老百姓的自由遷徙還不夠，還要將老百姓變成貧民，正所謂的“力富則淫，淫則有蝨。民富而不用”，所以必須透過限制商業，使百姓保持貧窮，以避免其因富而縱不易役使。“重農抑商”其目的並不是為了維持“農本”，而是為了弱民，為了制民。可是這麼幹，百姓並不樂意，食色性也，百姓並不甘於貧困，畢竟人都向往好日子，這個時候，怎麼辦？如何維持統治？”

搖頭冷笑著，朱宜鋒又一次引用《商君書》中的話。

“所以才有了“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有了“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可如此民眾自然會反抗，這也就是有了秦國的重刑，“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鬥，狠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遊，費資之民不作，巧諛噁心之民無變也。秦國之強，究其本源，就是弱民、愚民、刑民！””

“自然也就有了秦二世而亡！”

郭嵩燾適時的補充一句，而朱宜鋒深以為然的點頭說道。

“所以，後世的統治者，才會吸取秦國的教訓，但在吸取其教訓時，卻又念念不忘秦國以“愚民”治民的成功。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董仲舒適時的出現了！”

提及董仲舒的時候，朱宜鋒的眉頭微微一挑。而郭嵩燾同樣也因為漢王的話鋒轉換，而驚愕的看著他，似乎不明白漢王為何會提及董仲舒。

“就學說上來說，與法家以弱民、愚民、制民為核心不同，儒家學說的根本是“以民為本”，最為代表性的一句話就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甚至在《孟子》中《梁惠王下》中，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在提及此文時，朱宜鋒不禁流露出些許笑容，

“這段話很有意思，其實是孟子給齊宣王下套，齊宣王的一棄、一已，一個斷交、一個撤職，可換成國家的時候，他就左顧言它了，儒家站在民眾立場上，國君不能治好國家，也得負責下臺，並沒有愚民來維護統治者進行統治的含義。那個時候的儒家創立者，不是阿附權貴之徒，而都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不會為了政治利益去出賣人格，為國君出謀劃策。無論是孔子也罷，孟子也好，其學說中盡是“養民”和“教民”。“教民”則一定不是“愚民”的政策，而是恰恰相反。可到了董仲舒那，卻變了味！”

此時，兩人走的非常慢，而郭嵩燾更是不時的皺著眉頭，今天漢王的每一句話，在他震驚之餘，更是發人心省。

“秦國的二世而亡，固然令人警醒，可漢隨秦制，其實只是將“愚民”之道加掩飾罷了，漢宣帝為了教育”仁柔好儒“的太子，說了”霸王道雜之“的明言。而後來董仲舒為討漢武之歡喜，篡改儒學之本，由此也就有了“儒表法裡”之說，就是以儒家構建社會綱常、忠君等思想以及秩序。以儒家標榜的仁義道德為統治合法性建立基礎並增進認同，而法律、行政等政治實踐，則延續秦律中的法家之學，也就是”漢承秦制“而法家思想中對“愚民”有著豐富而充分的論斷，“民弱而國強”是其核心思想。表面上代王朝說的是儒家仁義，可是制度上卻是法家馭民使用的霸術。”

這也是儒家成了“愚民之學”的原因，這是因為法家作為政治、行政體制的核心思想，普通大眾接觸並不多，這些黑暗的內容都是統治階級秘不示人的“法寶”，人民只能看到統治者宣揚的儒家仁義道德，而發現自己被愚弄後，就會認為是儒家思想愚弄了他們，所以說儒家愚民是不對的，儒家是為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鍋。

“也就是從董仲舒為討漢武之喜，迎合其用，新增了“三綱五常”以為其統治篡改儒家學說起，孔孟時代儒家的內容也在不斷地被各個朝代的君王修改或者曲解，而至高皇時，高皇看到《孟子》的時候，看到民本思想時候，勃然大怒，憤怒地下令從書中刪去大約相當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