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正好契合了大批藝術青年創業時內心的需求。由裡而外又由外而裡的粗糙，打碎了人們外部世界的矯飾感，人們得以在這個環境中把生命裡壓抑的東西吶喊出來而不用顧及自己的外在形象和別人的白眼。我記得當時去上海就完全不一樣。你的鞋不乾淨或衣服邋遢，你在那個環境裡就特別不舒服。在那時你就會自動地想不行，我要趕快有錢，置上一身好行頭，我要高雅起來。

荊歌：哈哈，你這是在表揚上海嗎？

王小帥：一個地方一個特色。現在的上海不管怎麼說還是很牛的。它的細膩在它的城市建設和人的生活中顯出了優勢。這點北京就差老了去了。再說電影學院，確實在我們上學那會兒，學院教學確實是相當純粹的在引導藝術的這條道。記得周傳基先生第一堂課就把好萊塢三個字在黑板上打了叉叉，立即引來滿堂的喝彩。那時的電影藝術雜誌都在開研討會批評哪部影片太商業了。現在想想我們國人歷來都是那麼凡事一邊倒。我的不少同學當時就抵制這個，他們就愛看商業片。他們做的作業有的甚至具備後來周星馳似的無厘頭，但無奈沒有被更好地重視。與現在的情況正好相反。如今又是一邊倒，所有當時那些教授有的退休，有的也就不吭氣了或轉了方向了。不過這就是我始終還喜歡中國的原因，它這麼變來變去，說明它還年輕，還有著很強的生命力。其他的就要靠自己，如何在這變幻的大潮中駕駛自己的小舢板去往一個既定的方向。

王小帥　荊歌：獨特的敘述者和記錄者（2）

荊歌：《十七歲的單車》讓我第一次知道王小帥這樣一個名字。它是一部有青春熱血的電影，同時我認為它事實上是具備了一些商業片的元素的，雖然你不是有意而為之。這個電影，在我看來它一點都沒有違反四項基本原則，沒有床戲，腦袋上拍一磚也算不上暴力，它又是怎麼和“地下”扯上關係的呢？

王小帥：當時拍“單車”時前面的事情還是很順利的。我們是做的合拍，由臺灣吉光公司和這邊的北影做合拍，最後由法國的一家公司做全球發行。出問題還是在審查上。有關人員看了以後大家坐一起說，我也在場。至今我認為這種方式很詭異。你要知道我們國家這種開會的方式，牽涉到對一件事情的定性，是要看最高領導的態度的，往往他們都不會第一個發言的，總是要先謙虛地聽取群眾的意見。而這時，群眾又要揣摩領導的態度，就不能用領導式的語句說好或不好。而是要先挑毛病，會挑毛病才有水平，才能為領導排憂。好的他要留給領導說。群眾挑的毛病，到最後領導那兒又不能不重視。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詭異的氣場和怪圈。我那時還處於好青年和壞青年之間，性質不好把握。群眾就更小心了。但最後主要的問題居然落到說我沒把北京拍漂亮了，太多衚衕，太少高樓，一旦被外國人看到會影響北京申辦奧運。覺悟很高。不過至今我還搞不清那個提出這個看法的人是誰。印象中是個白髮蒼蒼的老者，臉上明顯帶有退休多年無所事事的痕跡。這樣的會議對他退休後的生活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但我也可以肯定能參加這樣的會一定也是多年從事影視工作的同志。最後上報到更高一級的電影局，那裡的領導就把下面群眾的意見保留了下來。還有一個事情，就是在合同裡寫明，因為是合拍，在臺北做的沖洗。當時在國際上已經不再印正片了。直接轉磁，剪接。所以最後送審的東西就是一盤貝它帶。這樣省很多錢。可到審片時要求看膠片——這在我國過去的方法裡是這樣的。為這事溝通浪費了不少時間。最後他們勉強同意了。可最後的意見還是遲遲下不來，關於影響奧運的提法也沒正式提出，製片方等了四十五天沒下文。現在規定十五天必須給答覆。這時柏林電影節等我們的答覆也到了最後關頭，已經入圍競賽了。就只好自己定了。柏林的競賽無論對片子，對投資人，對導演都是一次非常好的機會。這就造成後來說的違規參賽，我就又一次“地下”了。

荊歌：你第一次“地下”是《冬春的日子》吧？那應該是你的處女作。當年拍這個電影的時候，你是什麼都沒有，沒名，也沒錢。拍它總共花了多少錢？是不是特有激情？或者是在怎樣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拍成的？它是怎麼成為“地下”的？

王小帥：是。但又是不是處女作呢？到現在我都不知道。因為哪有那麼拍“電影”的呢？那時候就想拍東西，哪怕是照相機，如果能連拍都想去拍。當時還沒有DV，只能指望膠片。但那太難了。好在我那時對電影的奢侈和華麗十分不在乎，甚至喜歡那種新浪潮電影的糙勁兒。就萌生了向他們學習的想法。一切從簡，簡到只要拍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