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把窗簾拉上了。我就覺得一個世界就這樣被關上了，把你拋在了外面。

後來，家裡買了電視，黑白的，就拿彩色片機遮在前邊，每天都要看到雪花閃，就覺得那是一個透氣的視窗，另一個世界。

發現電影

王樽：我接觸過不少“北漂”，在他們中間流傳著“要成名，進京城”的說法，但據我所知絕大多數都很艱難，能浮出水面的鳳毛麟角。你剛到北京時情況怎樣？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馬儷文　王樽：樸素的構成（9）

馬儷文：我是一個特別雜的人，當時到北京上學的時候，一個老師問我：“你會什麼？”我說會畫畫；會寫文章；還唱過歌、跳過舞。老師說，你最好只會一樣。（笑）

我到北京來才開始第一次真正意義的接觸電影；話劇也是第一次看；當那大舞臺能翻轉旋轉時，我就非常容易受到感染。再小的時候，基本上沒有電影的概念，即使看也是為了談戀愛，目的和心思都沒在電影上。應該說，對電影沒有什麼體會，完全是看熱鬧，比如看演員的漂亮。

在文工團時，當時的夢想跟電影完全沒有關係，就是渴望自己的團隊能跟崔健同臺演出。

王樽：崔健曾經是你的偶像？

馬儷文：喜歡他，他纏著紅布唱歌……那些最流行最憂傷的最激情的歌還是潛移默化地會影響你，一天聽六遍、十遍，不影響也影響了。崔健對我們是有啟蒙意義的，當時所有的人都在唱我們大國家如何如何，大祖國如何如何，只有他開始唱，“我曾經問個不休”，是以“我”在開始，以個人在開始呼喚……我覺得崔健在中國文化界的意義，遠遠沒有被評價到應有的高度，也沒受到應有的尊重。

王樽：那麼，認識電影是從中戲上學開始的？

馬儷文：應該是。愛看錄影帶，那時還沒有碟，上課都是錄影帶，瘋狂地看。

當時真的是一塊幹海綿來到北京的，原來，我是在一個完全不合適自己的位置上混了很多年。來到北京，覺得到處被吸引，發現自己原來那麼多空白，一個朋友隨意的在畫畫，簡單的畫，畫得那麼流暢悠揚，都能讓我心動，對那些有才華的事情，有才華的人我不能完全無動於衷。

王樽：一個過去接觸電影極其貧乏的人，怎麼過渡到對電影有強烈的感受？

馬儷文：電影是載體，導演發現生活，還原到銀幕上，再返回來影響人，生活本身影響了我，而不是影像的影響。

王樽：當初，為何選擇了用電影的手法表達自己對生活的看法？

馬儷文：學導演是歪打正著，中戲影視導演系學完以後，才知道這個行業是可以表達人生的。

王樽：但獨立表達的機會並不多，尤其是我們目前的電影狀態。不過，世界上很多大導演都是先從當場記、助理、副導演一步步走上導演崗位，你本人是如何開始的？

馬儷文：當場記，當副導演，寫電視劇。《來來往往》就是我根據池莉小說改編成的電視劇本。跟戲多了後，在現場，就經常想，自己要拍就與他們拍攝的會有不同，到後來，經常琢磨，如果我在導演的位置上我該如何去拍。但當時你的想法無的放矢。

王樽：比如你舉個例子呢？

馬儷文：有一次跟劇組去拍戲，當場記，在現場，我看到有段戲是跟拍一部汽車遠去，我發現，那攝影機已經追拍到其他地方去了，車已經出了畫面，但導演還在監視器盯著看，攝影師還在追拍，拍的根本不是目標，亂了，我們要拍的車找不到了，沒人喊停，也不知道攝影在那兒想什麼，（笑）也許現場太亂了，大家都顧不過來了。

還有一次，我在劇組當助理導演，在拍一對男女從酒店出來，鏡頭從外往裡拍，我看到鏡頭裡有個大的水銀光柱在前景，我們工作人員被像鏡子一樣的水銀光柱映在畫面裡，我就說：“穿幫了。”導演開始說沒事，但因為助理導演說了，給個面子，就說再拍一條吧！攝影師馬上就不願意了，說觀眾都去看大腕了，誰會發現那光柱。這一說導演又覺得沒面子了，可是就得聽攝影師的，因為攝影師牌子大，但攝影師並不對，最後那個大亮球就在鏡頭裡，我們整個攝影機後面的工作人員全部穿幫就在水銀光柱裡……很明顯，這場戲最後剪輯臺上還是剪下去了。

就是跟著這樣的劇組，一晃就是好幾年。

生活的賜予

王樽：香港電影“新浪潮”的最初幾年，風頭正健的導演多是從電視臺轉行的，那時盛行找電視導演拍電影。比如嚴浩、徐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