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時時提醒、勿使遺忘。

另一方面，若僅是口口相傳，時間久了，難免出現以訛傳訛的情況，刻字於樹便是“”“明正其典”。只要能背下來五教者，其實就等於認識了這十個字，他們也會糾正其他人的口傳之誤。況且部族中總有人是識字的，也可在將來繼續向大家解講。

《五教》是天子推行的教化，是國中所有民眾都應遵行的規範，僅僅將典籍傳給各部貴族是不夠的，《九德》亦如此。

總結《九德》之要義，只有二十七個字，真正需要記憶和理解的，其實是十八個字，樹幹上都能刻得下。九德是對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品行評判標準，比如天子應九德皆備，伯君應有六德，貴士應有三德……那麼平民呢？平民有五教嘛！

皋陶作九德，並不僅是天子評價臣民的品行標準，也是臣民評價天子的品德標準，那麼全天下的人都應該清楚，使之成為指導日常言行的準則，才具備真正的教化意義。

那麼皋陶之典還有那麼多其他的內容呢？樹幹上根本刻不下，伯禹只選擇最精要的部族，而且是能被民眾所理解與掌握的。另一方面，哪怕全刻到樹上也沒用，還是那個原因，絕大部分民眾都不識字。

皋陶九典的全部內容，是各地官員以及部族首領應該掌握的，也只有他們才可能完全掌握，比如五服、五禮、九親等等。這些貴族階層也形成了最早的知識分子，或者說這個時代最新的知識分子。

隨著文字出現，“知識分子”的構成也發生了變化，或者說這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就是伴隨著文字出現的。在上古時期，原始的知識分子都是部族中的長者或祭司，他們掌握了歷代傳承的經驗和知識，能用於指導生產與生活。

而文字出現之後，成了知識與經驗最好的傳承載體，知識分子就成了掌握文字與典籍之人，他們往往都是貴族。

當年帝堯年代曾有命令，各部首領應學習文字，族中子弟也應該掌握文字。到了帝堯執政後期，有了一個約定俗成之規，識字之人才能夠成為伯君，因為那樣才能看懂天子所頒佈的政令文書。

那麼在此之前的政令都是怎麼頒佈的？直接派使者口述！效率極低，不僅很不方便而且容易出現各種疏誤。虎娃曾生活的巴原，也剛剛經歷了這個階段。

帝堯下令讓各部貴族學習文字，這無疑是一種社會的進步。自中華文明誕生之初，平民亦可學習文字，但往往只有貴族才有條件去學習與掌握它。學習文字並非貴族特權，這是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所不一樣的地方；但知識分子往往出身於貴族階層，這也是社會發展階段所決定的。

伯禹這一次只是趕路，每到一地休息時，順便烙刻教化典籍於沿途，並向聚攏而來的民眾介紹。亦有當地官員和各部首領聽聞訊息，親來迎接並挽留款待，伯禹皆一一拒絕，並沒有在路上耽誤時日。他率天下各部民眾治水，將來還會再來的，如今要先趕到相柳部。

渡過淮水，進入原共工部的領地後，沿途有各地族老迎路。所謂族老並不一定是貴族，而是各村寨中的長者。在這個年代，人們的夭折率很高，所以平均壽命很短，但真正的長壽者往往年紀卻也不小。

眾族老活得足夠久，經歷的事情足夠多，擁有豐富的經驗和知識，所以在部族村寨中很受尊敬，按上述魚貫文字的說法，他們也算是“舊時代”的知識分子。來者都是炎帝舊部的族老，他們原本都是打算攔路詰問伯禹的。

在這個時代，很多普通村寨族人一輩子的活動範圍，往往也超不出家鄉周圍幾十裡，平日所聞所知，還是歷代口口相傳的往事。由此也可知，崇伯鯀組織這樣的族人遷徙，是多麼地艱難，而如今伯禹還要在大江兩岸再來一次。

這些族老在村寨中受人尊敬，他們擁有歷代傳承的經驗和知識，又世代生活在相對封閉的環境裡，同樣有一種固執的自我認知，那就是仍以炎帝舊民自居。他們攔路詰問伯禹，當是受了相柳的暗中挑唆。

而對於這種人，最好的說服方式，便是利用他們自己的固有觀點，伯禹很乾脆地出示了炎帝令，眾族老當即率民眾下拜。伯禹當然不是要以炎帝令號召他們，如今已非炎帝當朝，那樣就有謀逆反叛的嫌疑了。他只是要讓各地民眾能耐心地、不帶著牴觸情緒地聽他介紹治水方略。

伯禹也沒有忘了自己一路上都在做的事情，每到人煙聚集處宿營，便在樹幹上刻下教化之典並向民眾介紹，此時身邊又有了各地族老追隨。

各地族老跟著伯禹做什麼？伯禹不僅對他們介紹了治水方略，還做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