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世事總有似曾相識之處。
禮法本身也是一種傳承積累,無書無典之時,或口口相傳,或神念心印相傳。神念心印是不可能推廣的,口口相傳難免有訛誤,甚至也不可能記述得完備真切。到了帝堯的年代,這種方式已經很難適應需要了,其弊端越來越明顯。
倉頡造字為文,棄天子位後被尊為史皇氏,因為他還做了一時間,便是以文字為載體,記錄上古以來所能蒐集到各種史料,並將這些史料傳給了。
皋陶便以文作書,為中華編九典。他整理、修訂自古以來的禮法規則,考“太昊之規”、“神農之衡”、“軒轅之繩”、“少昊之矩”、“顓頊之權”,根據天下所需,制定了正式、明確的禮法體系。須知皋陶作書與後世人寫書,完全是不一樣的,過程艱辛無比。
後世皆謂皋陶作《獄典》、定《五刑》。實際上皋陶所作遠不止如此,他制定的是一整套社會執行規則以及完備的文明秩序體系,最為後人熟知的是以“五刑弼五教”。
所謂《五教》是指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在幾千年後看來,這只不過是一種家族倫理的道德規範,但人之所以能進化到人類社會,這些恰是根本。經歷多少代人的思考和發現之後,皋陶做出了明確的成文總結,並將它制定為社會行為規範。
所謂《五刑》不是僅指墨、劓、腓、宮、大辟這五種刑罰,真正的五刑指的是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撲這五種制度。甲兵是討敵之制,斧鉞是治軍之法,刀鋸是罰罪之刑,鑽笮是刺罪之識,鞭撲是訓誡之懲。
這已經上升為整個國家以及社會的行為準則,而人類社會以家庭為基本單位,刑令以道德規範為基準,這便是“以五刑弼五教”的含義。
皋陶又作《九德》之典,所謂九德指得是寬而慄、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這是對天子以及社會各階層人士的道德要求,比如說“天子應有九德”,使天子考察臣民以及臣民評價天子的品行時,有了明確的評判標準。
雖然對品行的評價標準自古有之,但皋陶做了明確的總結。天子便一定九德兼備嗎?當然不是!實際上絕大多數天子都是達不到這個要求的,但是有了評判標準,臣民以及後人也知天子失政、失德在何處。
《五刑》、《五教》、《九德》之外,皋陶又作《五禮》,分別為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涵蓋了從祭祀、結盟到飲食、男女等各種成文禮儀規範。
天子如何治天下?當時是一個部族社會,地方的治理建立在宗族體系的,皋陶又作《五服》與《九族》之典。五服指的是天子所代表的中央與各部君首所代表的地方之間的關係,而九族確定了部族內部血緣關係以及利益、責任的劃分。
皋陶的年紀其實比重華還大,在帝堯當朝時,他開始了這項工作,向列位有才德的長者請教,並走訪天下各部君首商議。重華為天子後,任命皋陶為司士,並命他儘快將九典全部編制完成,然後好以天子的名義頒行天下各部。
皋陶作九典,並不僅是拿著倉頡傳給他的史料,在家中閉門編制。他想做什麼以及正在做什麼,大家早就知道,他為此已付出多年辛苦。其中的內容,皋陶與各部君首以及賢者甚至是普通民眾,早有各種商討,聽取各方意見、以期能解決實際問題。
天下敬重皋陶,尊其為聖人。而後世各家學說常有教化爭端,但皆言“聖人傳教化”,而教化確從聖人來。
伯禹回答倉頡之問,說他本打算去請教皋陶。倉頡點頭道:“看來就算為師未至,亦不必為禹兒你是否稱職、明智擔憂。既要先去蒲阪,那麼就與為師同行吧。”(未完待續。)
003、口無遮攔
仙家做事幹脆,倉頡說走便要走。虎娃卻招手道:“伯禹大人將來還要行遍天下治水,有坐駕則更方便。既然天子尚未賜雲輦,我這裡有一車相贈。”
藤金、藤花將一輛白香木馬車牽了過來,虎娃又一指少務道:“此車當年為巴君所贈,以最上等的白香木打造、經修士法力祭煉,輕便堅固異常。我曾乘它行遍巴原,又以仙家法力打造成器,如今贈予伯禹大人,可當雲輦之用。”
不論伯禹將來可能取得的成就如何,如今他還是一位白身貴族。他能成為夏侯氏的君首並被冊封中華伯君,只是崇伯鯀的遺澤。他被重華任命為中華治水之臣,也是有前提條件的,首先要成功實施在巴原的治水之策。
可以說除了虎娃和祿終,如今的中華各部君首以及民眾對伯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