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令是不夠的，怎麼能讓他的計劃真正得到有效執行，還要向賢德之人請教，最重要的人就是皋陶。

皋陶是帝堯之臣，重華為天子後，更重用皋聊為司士大人。須知重華受禪為天子前在蒲阪城攝政時，所擔任的職位就是司士。他成為天子後又任命皋陶為新一任司士大人，皋聊隱然已被各部君首視為下一任天子的候選者。

皋陶為司士，掌管天下刑訟之事，與巴國理正相當，但皋陶的職權範圍又遠遠超過了理正。他還監察百官行止、代表天子懲治不法官員與君首，為天下各部糾紛公斷。

並不說司士的職位就代表了未來天子的候選，而是以皋陶的地位與威望，假如天子出了什麼意外狀況，各部君首新推舉的主政之人十有**便是他了。崇伯鯀之後，在各部間威望最高、最受頌譽之人，便是皋陶。

皋陶是一位聖人，在這一點上，當年的崇伯鯀比之都有所不如。

後世有諸子百家，形容“聖人”之說各異，帝堯放勳、帝舜重華亦被尊為聖人。但在如今這個民智與語言都很樸素的時代，聖人的含義尚與後世的種種說法不同。

它並不是指人們想當然所理解的神聖的人，也尚不是指聖明的帝王，亦不是指各家教派學說的祖師以及所推崇的古人，更強調“人”的含義。

“聖”字為倉頡所創，皋陶是他的學生，得到傳承主要並非符文神通以及修行秘法，而就是聖人之修。聖人能聞道，通達天地正理；聖人能宣教，解說世事真義；聖人有德行，能率眾而垂範。它指的是一種知行完備、才德全盡的修養。

所謂修養，並不是個別人所理解的那樣只是自己的事情，它必須由內而外，與世上的各種事物真正發生關係，才可稱知行完備。有些人在離開人間多年後，被後人尊為聖人，但在世之時就被稱為聖人的，便是皋陶，儘管此時所謂的聖人含義與後世略有不同。

皋陶是倉頡的學生，所得的傳承是聖人之修，為何不是聖人之學？學從何來，前人有創後人方有學，先有聖人之修，後有聖人之學。且不談皋陶的個人修養，他都做了哪些事，為何在當時就被稱為聖人？

首先要談中華天子冊封各部、治理天下時都做了哪些事，以什麼為依據？都要統一祭祀、頒佈曆法、實行禮法，並制定各部公認的盟約。制定盟約的過程本就是中華禮法的一部分，如此也被視為推行教化，可是教化的形式與內容何來？

所謂禮法，並不完全等同於後世的禮儀和法律的概念，但它同樣是一種行事的規則，違反這個規則就會受到指責或處罰。對什麼樣的行為施以什麼樣的處罰或評價，也屬於這種規則體系。人類社會文明的誕生源於此，沒有這種規則體系就不可能形成社會文明體系。

走出蠻荒矇昧，人之所以為人，源頭在此，這也是個廣義的開啟靈智的過程。規則的作用絕不僅是約束人們的行為，更重要的是保證一種秩序，使文明社會體系能夠更好的存在與發展下去。

規則須符合這種內在的無形規律，聖人亦稱之為道，此道為人道，否則它遲早也會被推翻與改變，而另一方面，規則的崩潰也意味著秩序的崩潰。它的出現是廣義上的靈智開啟後，世人的自覺過程，猶如從混沌走向清明。

上古無書，先民結繩記事，太昊創八卦之符，可用於計數、喻事、問卜。所謂問卜，最早其實是應前事之驗、為後事之鑑。那麼禮法是怎麼來的呢，就是歷代人所自覺的行為以及社會規範總結，在太昊開創中華時，已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而樸素的體系。

後世天子，不論是青帝、炎帝還黃帝世系，一直到帝堯時代，大體都遵循一種樸素的原則。比如出了什麼事情該怎麼處理，應召集各部君首共商，處理的依據往往來自於古代賢君被共同認可的處置經驗。

比如在軒轅為天子時，曾出了什麼事情、軒轅是怎麼處置的，到了顓頊為天子時又出了類似的事情，那麼就遵循同樣的處置原則，或者以之為參考，根據實情稍加變化。那麼此前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事情呢？那就由顓頊帝與各部君首共同商討出一個處置方法，這種處置方法又成了後世所參照的原則。

顓頊帝處理了這樣的事情，到了後世帝堯為天子時又碰到了，就可參見顓頊帝的處置方式。而這種參照是否恰當，需要帝堯天子與各部君首共商。依前人之判例而斷，在朝之君首共決，日積月累，就形成了一套禮法體系。

很多很多年後的後世，世間有一種“判據法”體系與“陪審團”制度，依稀與之類似。這其中的差別或許很大，背景亦天差地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