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面對了一個理性過強的這麼一個結構，也快速走到了後來的那種現實主義的要求。後來幸好它們的現代主義起來比較快，又面對著現代人對世界的不可解了，所以他們又用種新的高度上維持著這個未知結構。

譬如像大家都知道貝克特的作品，也得過諾貝爾獎。《等待戈多》，等待什麼，戈多是什麼，他什麼時候會出現。不知道，就充分的體現了現代意義上的一個未知結構。而中國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一些過程，所以比較長的時間保持著一種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結構。但是裡邊的一些偉大的人物，他會抬起頭來對自己的人生，對自己的所生活的環境，產生巨大的疑問。第一個在我看來是屈原，發出天問的屈原，他已經具有了對未知結構的偉大的面對。就他發出天問，到底怎麼回事。然後一代代都有這樣尋找未知結構的人，而它的高峰性的作品在我看來就是《紅樓夢》，它營造著一個完全無法解決的，一個未知結構，一個悲劇結構。這個了不得，所以中國儘管它的民眾的結構是農耕文明，但是偉大的藝術家往往是要衝破自己的群體結構，而走向全人類的偉大。真正的偉大是全人類的，大家知道吧，這是歌德所說的。歌德第一次看了中國的一個作品以後，他說真正的偉大是全人類的，是通的，真正的偉大是通的，下面有一個群體結構，有點不一樣。那麼群體結構的不一樣，受到了一些民族性的差異，這就沒辦法了。那麼我們越是到現代，我們對世界文化有比較多的瞭解，對我們中國文化又反思，那麼我們大的文藝作品，要面對全人類的宏偉結構。而這個全人類宏偉結構，我們的過去，不知道世界的大師也曾經參與過。譬如我講到從屈原到曹雪芹，都參與過這個鴻蒙的悲劇結構，未知結構和兩難結構。那麼我們作為他們的後人，更有必要來參與這樣的結構。我們如果現在完全默然於這樣的結構，那麼我們就可能和偉大有距離；和文藝作品的偉大就有距離，這是第三點。

那麼第四點我需要說的是，這種未知結構；這種兩難結構，落實在具體創作當中，需要有它的謀略。這可能和創作者有關了，我們創造作品的人，如何來經營未知結構，這需要有謀略。剛才我已經提出了這麼個問題，大家已經聽明白了。就是我們的絕大多數觀眾，可能和我們民族的思維方式有關，和世俗的思維方式有關。偉大的作家有另外一種結構，但是問題是偉大的作家必須面對廣大民眾，那你怎麼辦？一個偉大的作家必須面對廣大民眾，如果不面對廣大民眾，你何以稱得起偉大。我前面講到的譬如巴赫，比如達·芬奇，譬如米開朗琪羅，譬如拉斐爾。那在歐洲具有多大的普及性，我們中國從屈原到《紅樓夢》有多大的普及性。偉大在這個意義上一定是普及的，就是面對廣大民眾的，他們如何來面對廣大民眾呢？那麼這裡邊顯而易見就出現了一個藝術方法的問題。

莎士比亞他是戲劇家，但是同時又是個偉大的詩人。我們把他是用詩來寫作的偉大的文學家，所以用莎士比亞來解釋一下他的未知結構的經營方式，大概對我們很有幫助。莎士比亞的偉大在於就是他在文藝復興時代，他是世界文化的最高代表者之一。文藝復興是什麼概念，文藝復興是人類突然醒來，面對一個未知世界的概念。是充滿未知的時代，在莎士比亞的創作當中，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結構。這個結構就叫做按照我講叫半透明的雙重結構，這個我需要對它做一個說明。

什麼意思呢？就是莎士比亞作為一個偉人，他一定有一個偉大結構在背後藏著。他不是一個純世俗的藝術家，純世俗的藝術家他就低了，那個世俗過去了，莎士比亞就過去了。為什麼直到現在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現在全世界文科大學的博士論文做得最多的還是莎士比亞研究。就此時此刻，在21世紀，20世紀結束的時候，全世界智慧的頭腦，文科大學畢業的論文最多的還是莎士比亞研究。可見他到現在還沒有過時，人們還會在研究。而且再過一百年，莎士比亞研究還是個大課題，研究他什麼呢？研究這些作品，他也沒有寫過論文。

但奇怪的是當年，莎士比亞並不是學者捧起來的，是非常普通的。是沒有文化的老百姓把他捧起來的，那麼老百姓水平是不是比我們當代的中國觀眾高呢，一點不會高。這一點我有信心這麼說，當時把莎士比亞捧入世界舞臺的那些倫敦的普通觀眾，當時他們的審美水平不會比今天的譬如中國北京的觀眾水平高到哪裡去。不可能，什麼道理，大家去看看莎士比亞，現在保留的莎士比亞劇場就可以知道的。有一些具體原因，莎士比亞的時代還沒有電，還沒有電燈，還沒有發明鋼筋、水泥。於是一定是一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