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尊重賢人，養育人才，來表彰有德之人。

第三條（三命）：

敬老慈幼，無忘賓旅。

第二條強調要讓賢人及有能、有才之人參與政治，這裡所說的政治原則便是第三條所講到的內容。老人和兒童都是弱者，關心弱者是政治的關鍵所在。賓，指在國內的外國人。旅，表示旅行者。要像保護自己的國民一樣對待外來人，顯示出要摒棄排他的政治姿態。

第四條（四命）：

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

官職的世襲和兼任不僅妨礙了有能之人的登場，還有導致權力集中到一人手中的危險。透過世襲和兼任將權力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的重臣，還有可能會對君主造成威脅。竊取政權的不祥之事應防患於未然。另一方面，從君主方面考慮，也應當適才適所，量才錄用。“士”指一般的官僚，“大夫”指的是大臣一級，通常被合稱為“士大夫”。絕不允許隨意處死重臣等事件的發生。所謂的“專殺”，是指未得到天子許可不得隨意處死士大夫。

最後一條（五命）：

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

防，指堤防。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便擅自更改水路等此類人為的決堤行為，要絕對禁止。黃河決堤會淹沒房屋和田地，甚至殃及百姓的性命。在黃河諸國之間的戰亂中，如果能夠破壞敵人關鍵地帶的堤防，必然能夠給對方以重創。這幾乎是制勝之法則，然而對方也可能採取同樣的手段。

這類似於現代的核武器。

下面還對各國不準禁止糧食出口達成了協議。

諸侯封臣時要昭告天下。將某人封於某地、任何職，都必須首先告知於天子。周天子雖說名存實亡，但仍是天下的象徵，諸侯原本也是由天子所封，而後方才君臨各自的領地。既然諸侯的領地原是由天子所賜，因此如果要把受封自天子的土地再分於功臣，就必須要告知原來的主人。並且，告知於天子便意味著告知於天下，其他諸侯也都可知曉。這就保證了各國諸侯瞭解其他國家內部人事的重要變遷。

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各國的資訊公開化，以便於相互瞭解。

《孟子》對葵丘之盟的記載還有：

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束牲”是指將作犧牲的動物捆綁起來。犧牲，原意是指殺死用作犧牲的動物，而捆綁起來便意味著不將其殺死。

在此之前的會盟中，作為誓約的象徵，都要將犧牲殺死，飲其鮮血。然而自此次葵丘之盟開始，採取了一種新的形式——將寫有誓約的事項的書（或寫在絹、木簡之類上），捆綁在被束動物的背上。誓約形式的變更屬於重大事件，特以“不飲血”作為標誌。

以上的五條誓約法則，令人感受到濃厚的儒教氛圍。因為葵丘之盟與儒教的理想較為一致，所以四百年後，孟子不禁感慨道，古代的諸侯可以嚴格遵守盟約，而今諸侯卻五約盡犯。

《論語》並未曾提及葵丘之盟。這可能是由於孔子是在百年後出生，對此還沒有特殊感覺。對孔子而言，這或許不過是春秋時代的眾多會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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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問題（1）

在此，對儒教和基督教的關係作一下簡單介紹。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源於唐代的景教（聶斯脫利派的基督教），而到了唐朝會昌年間被禁，之後逐漸消失。到了元朝、蒙古王室中雖仍有基督教信徒的存在，但為數不多。到了　16世紀，葡萄牙人在東亞地區登陸，於是開始了真正的傳教活動。

耶穌教會的弗朗西斯科　·沙勿略（　1506—1552）是日本傳教活動的發起者。他認為，要對日本人進行改宗，必須先對其崇拜的中國進行改宗。

於是在　1552年隻身奔赴中國，但在登陸前病死於廣東的上川島。為了完成他的遺志，其他的耶穌教徒開始了在中國的傳教活動。

因為在日本禪僧的社會地位極高，他們在日本開始傳教時都身著僧衣，受到掌權者的尊敬。耶穌教徒們認為中國的情形與此相似，於是便削掉頭髮，身披僧衣，以一種“西僧”的姿態出現，開始傳教活動，然而不久他們就發現自己判斷失誤。在中國，僧侶並不像在日本那樣備受尊敬，甚至還會受到蔑視。在中國受到尊敬的是儒者，並且地位很高。瞭解到這種情況後，耶穌教徒們便脫掉了袈裟，開始蓄髮，穿上儒服。於是又從“西僧”搖身一變成了“西儒”。

耶穌教徒的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