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衝擊。太平天國首領洪秀全（1813—1864）年輕時科舉落第，歸鄉之前在廣州六榕寺聽了朱次琦關於三世之說的講義，頓時覺悟，一直認為理想社會存在於過去的觀點並不正確，而是理想社會存在於將來。儒教尚古主義的根深蒂固是我們無法想象的，其滯後性對近代化自然是起到了負面影響。

提起近代化便不能不提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前提，因此重視秩序的儒教式生活倫理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五倫”中除了朋友關係，其餘四倫——君臣、父子、長幼、夫婦內在的不平等已形成定勢，不容置疑。但是近代化強調批判精神，一切超越批判的都被列為負面因素。

因此雖然儒家所重視的“禮”在維持社會秩序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其形式主義又成了近代化的大敵。

社會穩定是儒家的目的，但絕不意味著是對現狀的肯定和維持。孔子感嘆自己所生活的春秋時代“道不行”，於是便希望可以改變現狀。回到過去太不現實，改變現狀卻是可行之舉。如果認為秩序混亂的現狀還要必須維持，那就完全歪曲了孔子的本意。到了漢代，儒家被體制收編後，其肯定現狀、穩定現狀的傾向便被強調。當時的儒教應被冠以“御用儒”之名，其先祖便是善於洞察當世要務的叔孫通，他為了讓弟子們獲得晉升曾成功斡旋，因此當時的儒者也可以被稱為“職業儒”。

儒家所重視的“禮”在維持社會秩序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其形式主義又成了近代化的大敵。

儒家對“學”的推崇，也在近代化中起到了積極作用。《論語》開卷第一頁便提到了“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由此可見對學問的重視。與此同時還強調了“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