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演進的過程，走到一定程度之後，大家都知道，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早晚要崩潰的，因為市場中每一個利益主體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它缺乏一個市場的仲裁者、缺乏一個市場規則的制定者，這樣的自我發展過程一直到1929年——儘管經歷了19世紀末期經紀人的革命，一個自律組織或自律規則形成了，但這依然是不夠的。直到1929年，股市發生了巨大的崩潰，1933年、1934年羅斯福實行了金融新政，才帶來了美國的《證券法》、《證券交易法》，才帶來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建立。也就是說，資本市場的發展，應該找到政府與市場的平衡，美國花了140年的時間。也就是說，政府的缺位和監管的缺失，對市場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應該找到一個良好的平衡點。

歷史上諸多的危機和這次金融危機，也說明了一個問題。在市場發生危機的時候，政府應該有所作為，一方面要進行適度的救助，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要推動制度的變革。我們可以看到，在美國曆史上，曾經有一個長期的理念之爭，就是漢密爾頓和傑斐遜主義的爭論。在1792年，我們剛才提到的華爾街的第一次金融危機的時候，當時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堅決下令財政部以幾十萬美元去購買國債，為市場增加流動性，避免了當時金融危機演變成為一個更大程度上的經濟危機。在隨後的近200年，美國基本上走了一條自由主義的道路。像在1929年股市危機中，美聯儲當時幾乎毫無作為，所以這也是客觀上使得金融危機最後擴充套件成為經濟危機一個重要的原因。

在1987年的時候，美國也發生了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機。那時候新任美聯儲主席就是格林斯潘，當時格林斯潘對市場進行了一定的救助，為市場提供了流動性。所以說，按照美國金融歷史學家戈登的說法，美國花了195年的時間，1792~1987年，迴歸到了漢密爾頓主義。也就是說，在市場缺失、發生重大缺陷的時候，或發生危機的時候，政府要進行一定的干預。既要對市場進行一定的救助，也要推動制度的變革。

我想這次華爾街危機，同時也暴露了現代金融體系的兩面性。隨著金融工具越來越複雜，高度的槓桿化，現代金融體系就越來越有效。但同時你會發現，這樣的金融體系也越來越脆弱。

我作一個不一定很恰當的比方，這很像是現代軍事的發展。在遠古的時候，大家都使冷兵器，然後出現了長槍，出現了大炮，到近代出現了更加複雜的、先進的武器。但是如果對方能夠把你的通訊系統破壞了，那麼所有這一切都沒有用了，那還不如使用小米加步槍管用呢。所以，現在金融體系這個發展趨勢，隨著它越來越複雜，越來越高度的槓桿化，使得金融風險的控制變得尤為重要。一旦風險控制失效，帶來的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它帶來的危機，可能比原來更加深重，這個我們已經看到了。

華爾街不斷進行制度變遷和演進（7）

所以這次華爾街的危機，也使得我們必須重新認識金融風險，我想對於金融風險的重新認識至少有幾方面：

第一就是運用高度複雜的、數量化的風險管理工具，並不意味著風險得到了控制，必須要跟良好的基本常識和良好的判斷相吻合。隨著複雜的金融工具的使用，大家都在運用數量化的模型對風險進行計算和預測，這種預測其中有很多假設，這個假設條件一旦不適用後，最後出來的結果可能是大相徑庭的。如果你只是相信這些數量化的模型計算出來的結果，那可能是非常危險的，很多小機率事件的確會發生。

現在大家都在講黑天鵝的概念，大家一般都認為沒有黑天鵝，因為看到的都是白天鵝。但某一天你突然發現，世界上真的有黑天鵝，而且更要命的是，你發現黑天鵝的時候，還不止一隻，有一群黑天鵝。很多時候，大家認為一個小機率事件不會發生，另外一個小機率事件不會發生，它們倆同時發生的機率就更小。但實際上，當真正來臨的時候，它們兩者的相關係數是相當高的，可能同時發生。所以，這是對我們第一個重大的理念的反思。

第二，我們發現，不管是金融機構內部還是金融機構之間，原來“各人自掃門前雪”的風險控制和風險管理的理念已經失效。我們應該更加關注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整體的風險。很多大的金融機構，部門之間都是有很多壁壘的。很多部門說，我的風險控制很安全，至於別人怎麼樣，我不管。某一天突然發現，這個公司破產了。同時我們會發現，金融機構之間也是，高盛可能說雷曼風險很高，那麼由它去吧，我不用管。但是某一天你會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