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先生心盛氣爭之，猶古道也。”章太炎也稱他“性雖俶異，其為學一依師法，不敢失尺寸”。黃侃平時愛寫詩，經常請章審閱，黃侃對章的字紙都特別珍視，每獲得章信，便裱起來珍藏。章知道黃有此愛好，有時還特地為黃寫幾幅字，寫幾首詩，黃每有所獲便如獲至寶。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章太炎六十大壽。當時章住上海，為祝賀老師生日，黃侃特地提前幾天趕往上海做準備，可見其至誠之心。

黃侃常將其老師章太炎比作蘇格拉底，將自己比作柏拉圖，因為他認為老師的學問博大而散漫，惟自己能整理之；且認為章太炎正象蘇格拉底一樣根本蔑視美，而自己卻風流能事，正如柏拉圖般關心物美。後來有一次，章太炎問黃侃：“婦人身上何處最美？”黃侃說：“老師您以為呢？”章太炎說：“以我觀之，婦人之美，實在雙目。”黃侃笑道：“都說先生痴，據此來看，先生哪裡痴呢！”從此，黃侃對章太炎的看法才有所改變。

黃侃英年病逝，章太炎不勝悲痛，親為弟子撰寫墓誌銘，稱其“尤精治古韻。始從餘問，後自為家法，然不肯輕著書。餘數趣之曰：‘人輕著書，妄也。子重著書，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當著紙筆矣。’”

黃侃在北大幾乎罵遍同列，連師弟錢玄同也不放過，惟有一人，他以禮相待，這人就是與章太炎齊名的國學大師劉師培。別人問黃侃何故對劉師培特殊優待？他回答道：“因為他與本師太炎先生交情很深。”

章太炎、劉師培、黃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學問，然而每次談到經學，只要黃侃在場，劉師培就三緘其口，黃侃很快就猜透了對方的心思。有一次，劉師培感嘆自己生平沒有資質優秀的弟子堪當傳人，黃侃即朗聲問道：“我來做你的關門弟子如何？”劉師培以為黃侃只是開玩笑，便說：“你自有名師，豈能相屈？”黃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認為我有辱門牆，我就執弟子禮。”第二天，黃侃果然用紅紙封了十塊大洋，前往劉家磕頭拜師，劉師培當仁不讓，欣然受禮，他說：“我今天就不再謙讓了。”有人認為黃的學問在劉之上，黃不必自輕身份，黃說：“《三禮》為劉氏家學，非如此不能繼承絕學，此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

一九一六年劉師培與黃侃在北京見面時，劉將其關於《左傳》的研究著作出示給黃侃，黃讀後十分佩服，認為劉乃“曠代奇才”，對其過目成誦的才能尤為推崇。一次侄子黃焯問黃侃，劉師培與章太炎哪一個讀書較多，黃侃不悅道：“汝何知？劉先生之博，當世殆無其匹。其強記復過絕人。”

有一段時間劉師培失業在家，黃侃向蔡元培推薦他到北大任教，蔡以他曾經依附過袁世凱不肯聘任，黃侃則堅持說：“學校聘其講學，非聘其論政。何嫌何疑？”最終蔡接受了黃的意見，聘請了劉。

劉師培去世前對黃侃說：“我一生應當論學而不問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誤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劉師培去世次年，黃侃在武昌寫了一篇悼文《先師劉君小祥奠文》，中有“悲哉小子，得不面牆，手翻繼簡，涕淚浪浪”之句。

當時黃劉二人名氣相差無幾，且劉僅年長二歲，黃拜劉為師令許多人不解。連章太炎也不以為然：“季剛小學文辭，殆過申叔（即劉師培），何遽改從北面？”黃答：“予於經術，得之劉先生者為多。”這也足見黃侃的好學精神。

【治學】

1912年1月8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成立，黃侃當選為參議員。同年，黃侃出任上海《民聲日報》總編輯，邊辦報邊研究小學、經史等。旅居上海時，黃侃對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的篡權進行了深刻反思，認為“……革命功成，實由民氣。民氣發揚，端賴數千載姬漢學術典柯不絕，歷代聖哲賢豪精神流注，俾人心不死，種性不亡。是以國祚屢斬而不殊，民族屢危而復振。且以已承父師之業，將欲繼絕學，存國故，植邦本，固種性。故自光復後，不欲與政事。平生興國愛族之心，一寄於文辭。欲持此為報國自請之具。”從此棄政從文，埋頭國學。這是黃侃一生的轉折點。

黃侃論學問之道曰：“學問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為後世負責；五曰不竊。”又云：“治學第一當恪守師承，第二當博學多聞，第三當謹於言語。”

黃侃論學術雲：“學術二字應解為‘術由師授，學自己成’。”又云，“凡古今名人學術之成，皆由辛苦，鮮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錯路而已。”“學問最高者，語言最簡。”

黃侃言初學之病有四：一曰急於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