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致函楊度曰：“吾人雖見歧，私交彌篤。今後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廢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

康有為擁戴張勳復辟，梁啟超則與段祺瑞一起討伐張勳。有人問梁啟超：“吾子投筆從戎，壯則壯矣。昔庾公之斯於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師長素先生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復辟黨人罪惡，不留餘地，不知令師作何感想。”梁啟超答道：“師弟之誼雖存，政治主張早異，我不能與吾師同陷泥淖中也。”

孫中山逝世後，梁啟超對北京《晨報》說，孫中山“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因而“無從判斷他的真正價值”。

1925年“雙十節”，清華定於10月9日舉行紀念會，會議上安排梁啟超發言，但梁卻記錯了紀念會的召開時間。到會議舉行這日，他不在校內，校方只好取消了他的演講。後他將原本為會議準備的演講稿發表在《清華週刊》上，講稿共一萬三千多字，他在講稿中將國民黨、孫中山、共產黨挨個罵了一遍，並痛貶中華民國為“不滿十四周歲的小祖宗”。

1927年5月11日，梁啟超在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談及時局問題時，提到了對共產黨的恐懼：“北京局面現在當可苟安，但隱憂四伏，最多也不過保持年把命運罷了。……南方黨軍已到潮落的時候，其力不能侵北，卻是共產黨的毒菌在社會傳播已深，全國只有一天一天趨到混亂，舉國中無一可以戡定大難之人……再過兩禮拜，我便離開學校，仍到北戴河去，你們來信寄天津或北戴河便得。”

梁啟超在另一封信中也敘述了對時局的恐懼：“本擬從容到暑假時乃離校，這兩天北方局勢驟變，昨今兩日連線城裡電話，催促急行，乃倉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閱成績恰已完功，本年學課總算全始全終，良心上十分過得去。今日一面點檢行李，下午急急帶著老白鼻（梁思禮暱名）往墳上看一趟，整夜不睡，點著蠟結束校中功課及其他雜事，明日入城，後日早車往津……津租界或尚勉強可住，出去數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大約不消如此。我本身無特別危險，只要地方安寧，便可匿跡銷聲，要住若干時日，北京卻險極，恐二叔也要逃難。”

梁啟超曾對日本、英國文化讚不絕口，並且認定：“中國經一次外化，就有一次進步。”但當孟祿呼籲用美國學制來取代中國學制，梁啟超不以為然，他指著餐桌上的飯桶對學生黃伯易等人說：“這是一個飯桶，它只是一個裝飯的飯桶！憑你把這飯桶雕花塑彩甚至把它描金也不會改變飯的質量。但中國之大，主張‘美食不如美器’的人不在少數，讓他們去欣賞他們的飯桶藝術吧！”

【言論】

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一文中說：“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

梁啟超說：“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

梁啟超說：“吾愛孔子，吾更愛真理。”

梁啟超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座。”

梁任公將“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改易二字，變成“萬惡懶為首，百行勤為先”，他常常用這句話自勉，學勉勵弟子們。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評述說：墨子領頭的“先秦諸子之復活，實為思想解放一大關鍵”。

梁啟超評論科舉說：“夫科舉非惡制也，所惡乎疇昔之科舉者，徒以其‘所試之科目不足致用也’。”

梁啟超提倡國民性，他說：“每個人都要把自己的天賦良能發揮到十分圓滿。德國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就是人民的個性被國家所吞沒的緣故。”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序言中寫道：“吾未見有蓋棺後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鑑之。曰：有人於此，譽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譽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今之所毀，適足與前之所譽相消，他之所譽，亦足與此之所毀相償；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謂非常人矣。其為非常之奸雄與為非常之豪傑姑勿論，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尋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燭照而雌黃之者也。知此義者可以讀我之《李鴻章》。”……“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同時，梁啟超也批評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

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說，若想使一國的道德、宗教、政治、風俗，乃至人心煥然一新，必須多寫小說。因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