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發現，美國的種族歧視、貧富懸殊等弊端很明顯，“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紐約，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紐約”。他將美國與日本、英國對比後，認為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憲好。他認為美國式的三權分立“惟美國人能應用之，而他國人絕不能應用。我國若貿然而效之，非惟不能致治，而必致於釀亂”。當梁啟超起身回國時，華人與美國人熱情相送，“爆聲巾影，綿亙一里餘”。

美國之行，反而使梁啟超堅定了擁護君主立憲的理念與決心。他在《新大陸游記》中寫道：“自由雲，立憲雲，共和雲，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於我不適何！”他甚至說：“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共和。”

一戰後，因梁啟超推動對德宣戰有功，北京政府讓梁組織“歐洲考察團”，赴歐考察，與各國重要人士聯絡，加強交流，進行巴黎和會會外活動。“歐洲考察團”的成員除梁啟超外，還有蔣百里、張君勱、丁文江等人，都是中國當時年輕一代的知識精英。

梁啟超稱赴歐考察的目的：“第一件事是想自己求一點學問，而且看看這空前絕後的歷史劇怎樣收場，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為正在做正義人道的外交夢，以為這次和會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關係根本改造，立個永久和平的基礎，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的怨苦向世界輿論申訴申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

梁啟超遊歷歐洲多國，他目睹了科學萬能迷夢的破產，也接觸了大批的傑出人士，其中生命哲學家柏格森及著名外交家笛爾加莎最令梁稱許，他稱二人是自己“十年來夢寐願見之人”。

此次歐洲之行，梁啟超也看到了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他寫道：“但覺得四周色是死的，聲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梁認為，科學的發展破壞了支撐人們精神世界的宗教和哲學的威力，使人們過分追求物質生活而導致精神空虛，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無情爭鬥。他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中國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

1919年8月，梁啟超應邀到荷蘭來丁大學藏書樓（今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參觀，他在該藏書樓發現了《天條書》、《太平條規》、《太平禮制》等5種太平天國印書。以一個政治家、史學家的敏感和責任心，梁啟超委託隨其參觀的中國駐荷蘭公使唐在復派人將5種印書繕錄歸國，以使其“不至長作來丁藏書樓之玩品”，而“補吾國曆史上之缺撼”。

【立場】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受清廷通緝，日本政府出面相救，日本公使林權助將梁長髮剪掉，穿上和服，化裝成打獵的樣子，一路驚險逃亡至日本。在日本居留十四年期間，梁也多賴日本政府與日本友人常年相助，他對日本頗有好感，“覺日人之可愛可敬”。但到護國戰爭後，他驚訝的發現“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此後始終強調要警惕日本。

面對日本人忘恩負義的指責，梁啟超回答說：“凡以正義待我者，無論何國，吾皆友之；凡以無禮加我者，無論何國，吾皆敵之。”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時，曾撰有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書中描述了一個共和社會新中華民主國，第一任大總統為“羅在田”。“羅”即“愛新覺羅”，“在田”即載湉的諧音，“羅在田”即光緒帝（也有說法稱羅在田指愛新覺羅即將下野）。第二任總統為“黃克強”，（黃興，另說意指炎黃子孫人人自強）。

梁啟超與革命黨人論戰時，說中國人“非有可以為共和國國民之資格”，因此，“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清政府預備立憲時，梁對康有為說：“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

1908年冬，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啟超的文章在海外華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掀起了一股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楊度組織籌安會，擁護袁世凱稱帝。他於是派蹇念益、湯學頓前去拉攏梁啟超，期望梁能為己所用。徐佛蘇、袁思亮和蔡鍔頗為擔憂，三人暗地裡商量道：“任公眼高於頂，恥為牛後。不如另樹一幟，以任公為首，可與楊皙子殊途同歸。”不料徐等計議未善，蹇、湯已懊喪而返。原來二人與梁見面後，尚未開口勸說，梁便拿出抨擊袁世凱復闢的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示之。蹇、湯二人無奈，只能力勸梁刪除一些太過激烈的詞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