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話亦簡切。到後來則有些變了，聲音較大，話亦較長。但無論如何，朝會必須要早，要鄭重，才能有朝氣，意念沉著，能達入人心者深，能引人反省之念者亦強。”

在北京期間，熊十力與林宰平交從甚密。兩人一見面便開始談論學問，每每是林先發難、挑刺，而熊十力縱橫酬對。二人嗓門皆大，語震梁宇。他們篤誠相交，相知一生。熊十力曾說：知我者，莫過宰平也；知宰平者，莫過我也。

熊十力與錢穆、湯用彤、蒙文通的交往頗有趣味。錢穆在《師友雜憶》中回憶到：

“自後錫予、十力、文通及餘四人，乃時時相聚。時十力方為新唯識論，駁其師歐陽竟無之說。文通不謂然，每見必加駁難。論佛學，錫予正在哲學系教中國·佛教史，應最為專家，顧獨默不語。惟餘時為十力、文通緩衝。又自佛學轉入宋明理學，文通、十力又必爭。又惟餘為之作緩衝。

又一次，則予與錫予、十力、文通四人同宿西郊清華大學一農場中。此處以多白楊名，全園數百株。餘等四人夜坐其大廳上，廳內無燈光，廳外即白楊，葉聲蕭蕭，淒涼動人，決非日間來遊可嘗此情味。餘等坐至深夜始散，竟不憶此夕何語。實則一涉交談，即破此夜之情味矣。至今追憶，誠不失為生平難得之夜。”

熊十力與張東蓀也頗有交遊，由此瞭解了西方哲學。而張對熊十力的哲學慧識特別欣賞，稱許《新唯識論》是一部奇書，還曾填了一首《金縷曲》表達對此書的感想和讚許：

〖熊子今傳矣。

制新論，融通空有，直闡本體。

譬似眾漚同歸海，一切隨消隨起。

正翕闢，生生不已。

唯識舊師須修改，會連山，方見功能理。

儒與釋，究何異。

年來我亦求諸己。

檢吾躬，屏除習氣，幸餘有幾？

只愧二三相知者，世論悠悠安計？

養活潑自家心地。

永憶獲麟千戴嘆，願天長，此義無終悶。

初讀罷，雜悲喜。〗

在杭州，熊十力得識另一位大儒馬一浮。熊十力很想結識這位大隱，便請時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的單不庵引見，單支吾似有難處，他是怕馬一浮不給面子。熊十力乾脆誰也不用，自己把《新唯識論》的稿本包好寄給馬一浮，並說明結交之意。一個多月過去了，馬一浮音信全無。忽一日，院裡來了一位長者，鬚髯飄飄，氣度非凡，自報家門，原來是馬一浮！熊也不客套，上來就問馬：信寫了這麼長時間，怎麼就一直沒個迴音？馬說，若單寄信來，自是早有回覆，可是你連大作都寄來了，無論如何也要好好拜讀過才能說話。

熊十力和馬一浮惺惺相惜，一見便成莫逆，此後如高僧論道，時常往還，確也解了熊氏不少孤苦。他在其《新論》（文言文字）“緒言”中說：“自來湖上，時與友人紹興馬一浮商榷疑義，《明心章》多有資助雲。”馬一浮也對《新唯識論》推崇備至，併為其制雅序曰：“自吾所遇，世之談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謂深知於化，長於語變者矣！”

馬一浮辦復性書院，書院甫一籌備，熊十力就被列名為創議人。他也當仁不讓，表現出極大的興致。然而，兩人對辦學目的方法卻大異其趣。

馬一浮認為，書院宗旨在學道，而非為了謀食，如果預設出路以為號召，則來學者已“志趣卑陋”；“西洋之有學位，亦同於中國舊時之舉貢，何足為貴。昔之翰林，今之博士，車載斗量，何益於人？”熊十力則不贊成馬一浮的主張，他擔憂學生與世絕緣，將來沒有出路；學生畢業也應獲得一種類似的學位，且須政府授與。兩人唇槍舌劍，頗帶意氣。

到了1939年夏天，熊十力回函棄約，改投西南聯大。他不到樂山的託詞是風水問題，認為自己如入川，方位不合，恐遇不吉。馬一浮精通堪輿相術，逐一辨析，熊十力理窮詞屈。爭論歸爭論，馬一浮還是執意要熊十力來，在1939年農曆七月十二日的信裡，附上了正式聘任關書，並附100元的舟車費。熊十力只好在這年的七月底啟程。

對辦書院他們各存其志。熊十力勉強前來，但對接待安排及住宿環境頗有微詞。一次，日寇掌握錯誤情報，認為蔣介石當時在樂山，於是對樂山狂轟爛炸。戰火之中，死生只在一瞬。熊十力住所著火，左腳受傷，更增加了焦慮不祥之感，遂對風水之說更深信不疑，決定立即離開書院。

據牟宗三回憶，熊十力一到復性書院，就寫信叫在昆明的牟宗三，去書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