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晚年，王亞蓉一直協助他工作。1975年的一個夏日，王亞蓉因為高燒，沒有去沈家，當時沒有電話，也沒法通知。午後，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王聽見婆婆正盤問一個人，她聽聲音覺得是沈從文，忙起來去看，正是他，“下午兩點烈日當空，臉紅漲漲的滿頭汗珠，右手還挎著個四川細竹編的籃子”。原來，沈見王沒有來，知道她肯定有什麼意外，於是買了些水果、魚肝油之類的補品，頂著烈日，橫跨東城、西城兩個區，到海淀區的王家探望王亞蓉。王極為感動，從此再也沒有缺過勤。

蕭離回憶，一次，考古研究所的幾個人準備去故宮陶瓷館學習參觀，想請沈從文給他們講解一下。年過七十的沈欣然應允，坐著電車，還抱著十幾斤重的幾大冊圖錄。在陳列室裡，他邊看邊講，同時用圖錄作補充，整整為他們講了一個下午。

蕭離說，搞文物這一行有個“知識私有”的壞風氣。沈從文恰恰相反，從不藏私，有人來求教，必傾囊相授。他全憑記憶寫成幾十張幾百張卡片，分裝在大大小小的紙袋裡，上面註明“內××材料”、“××有用”、“此供××參考”，放在桌上、窗臺上、箱子上、書架上，到處都是。

王亞蓉回憶，南方有一個工藝美術史的研究者將自己的書稿寄給沈從文審閱，沈喜得知音，不僅從頭到尾審讀了四次，還盡其所有，為該書增加了不少資料，讓原本薄薄的一本小冊子成為了二十多萬字的大著。

1982年，沈從文最後一次回家鄉時，三個中年人帶著禮物前來拜訪，一見沈就跪下連喊“恩人”。沈大吃一驚，細問才知，三人來自距鳳凰一百多里的銅仁縣，他們於文革期間到北京上訪，身無分文時，到湘西老鄉沈從文處求助，當時處境艱難的沈慷慨解囊，他們才得以順利回到家鄉。沈已經想不起有這件事情，而張兆和只是隱隱記得好像有幾次類似的事情，但眼前這幾個人，她也記不得了。

沈從文收到一封誤投到他門上的來自湖南某監獄的信，信既無詳細地址，也無姓名，落款是“義兒”，信是給“媽媽”的，讓“媽媽”給他寄10元錢。沈從文將信轉給了在《株洲日報》工作的龍海清幫忙打聽，並附信說：“從信中分析，必是個年齡不大，判了重刑，或冤濫情形的，十分可惜。……這本可不加過問，但始終感到不安。因為信中語氣，明顯是在無可奈何中，十分痛苦，恐怖到近乎瘋狂，有待親人援助的……”

【倔強】

1950年秋，沈從文決定到“革大”去學習。去之前的那天晚上，馬逢華去看望沈，沈自言自語道：“……去！一定去。自然是他們有道理，到了我也要參加的時候，他們總是有些道理！”又說：“我要把從前當小兵的勁兒拿出來，什麼我都肯幹，誰也幹不過我！”談起“革大”生活，說到扭秧歌時，沈不假思索地說：“秧歌我可不能扭。”小兒子沈虎雛抗議道：“爸！你不是說什麼都能幹嘛？為什麼不扭秧歌？人家都扭，你憑什麼不？”沈搖搖頭說：“不，我絕不扭！”接著又說：“最多我可以替他們打打鼓。”

傅振倫回憶，中國歷史博物館初建時，因為管理不善，竟將國寶商鞅銅量遺失了。公安部建議收集幹部指紋，沈從文拒不按手印，館內人員一再動員，最後才摁了手印結案。後來這件寶貝在陳列櫃下面找到了，大家才免了“盜寶之嫌”。

黃永玉回憶，“大鳴大放”期間，上海《文匯報》開了一份向在京知名人士約稿或座談的長名單，請他們“向黨提意見”。名單上，沈從文與京劇演員小翠花的名字挨著，沈看後大發雷霆，覺得他怎麼能和一個唱戲的擺在一起，於是拒絕在那張名單上簽字。後來沈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北大學生將他的名字和陳慎言、小翠花寫在一張介紹信中，給他一種“痛苦的壓力”。

錢鍾書對黃永玉說：“你別看從文這人微笑溫和，文雅委婉，他不幹的事，你強迫他試試！”

沈從文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付梓時，歷史博物館聽到訊息後，說這部書主要是歷史博物館搞的，館中許多人都參加了工作，所以算他們的集體成果，要四個人共同署名。沈聽後大怒，說：“你們要署名，那我就不署了，你們署好了！館中有的人只想把我擠開，成績屬於某官所有！”當時沈的工作單位社科院也不答應，此事才作罷。

因為我國當時的印刷條件有限，此書準備與國外出版社合作出版，外商的條件非常苛刻。沈從文知道後，堅決不同意由國外出版社出版。最終，此書交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沈從文方才同意。

1982年，上海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