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查閱了前宋時的海貿記錄，發現了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徐澤民看著萬曆，說道：

“前宋翰林學士李邴提筆寫下的《詠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貿易》中，有“蒼官影裡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之句，描繪的正是當時第一大港泉州港的盛況。

根據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前宋紹興末,泉州市舶司的歲收入每年大約在百萬緡(一緡等於一千錢)上下，約莫佔到所有收入的五十分之一。

一千錢即是一貫，折銀一兩，也就是說，一個泉州市舶司，一年就有百萬兩收入。而我朝鼎盛之時，一年也不過兩千萬兩收入，時至今日,歲入五百萬兩已是好年景,而一個泉州市舶司就能收入數百萬兩之巨，堪稱恐怖。”

宋朝在軍事上雖然很弱，可是在商業上卻很發達。

因為土地不斷的被金、蒙侵吞，土地財政收入越來越小，只能透過海貿的方式賺錢。

這也就導致了兩宋海貿繁盛的現象，為朝廷賺來了大量財富。

萬曆的眼睛亮了一下，雖說這泉州市舶司在宋朝的時候賺取了大量利潤，可和後世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

既然要走海貿，那就要深化推廣。設立幾個對外海貿城市，擴大市舶司職能，監管進出口，完善稅收制度。

不過，這樣做勢必會得罪那些海上走私者的利益，對於他們來說，閉關鎖國才是正理。

“海貿乃富國富民之法,福建山多地少，指望他們耕種糧食養活自己，無異於紙上談兵，既然如此，還不如鼓勵他們對外貿易，在海上討生活。

臣在戶部，查了查福建漳州府海澄縣督餉館呈交的稅收賬冊，隆慶三年至隆慶五年，督餉館共上繳船稅一百一十萬兩白銀，摺合下來，每年繳銀三十六萬兩。

然而，從隆慶五年之後，督餉館上繳稅銀就開始下降，隆慶六年，上繳稅銀只有十八萬兩。萬曆元年的賬冊及稅銀尚未呈送解押，但以臣之見，應該在十五萬兩左右，甚至會更低。

臣當年向先帝上疏開海之事時，也曾算過稅收。若是朝廷監管得力,一年交稅少說也在七十萬兩以上，沒想到會這麼低。督餉館雖說有徵收稅務的權力，可和前宋以及立國之初的市舶司相比，還是差了些，臣以為，應該重建市舶司。”徐澤民洋洋灑灑的說道。

這些話說的沒問題，隆慶開關雖然有著不小的積極意義，但仍有著諸多管理和限制。

開放的月港也只是一處小港口，無論是規模還是和數量，都沒發和前宋相比較。

加之督餉館的畸形，以及“船引”的沒落，使得隆慶開關的影響逐年降低。

根據後世學著計算和統計，從隆慶開關開始到崇禎十六年這七十多年間，共計輸入白銀達一億兩以上。摺合下來，每年流入一百四十萬兩之巨。

可是，這些錢呢？進入朝廷口袋的，不足十分之一，最終被東南士紳和走私販子侵吞。

“臣以為，此時貿然設立市舶司，恐怕會引起強烈的反對。”說到這裡，徐澤民的臉上多了一些擔憂。

“臣說一句犯忌諱的話，如今的督餉館已經變了樣子。船引發放也失去了原先的初衷，有權有勢者，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獲得船引。而且，他們往往會一引數十船，而普通商民，即便花費千金，也得不到一引。

船引只按船來算，而不是按照貨物來算，哪怕船上的貨物是價值千金的東西，船引也是之前那個價錢，臣以為，應該以船上的貨物為準，加徵稅務。

可臣又擔心，朝廷無強大水師，能出海貿易者，皆與海外倭寇有染，一旦朝廷貿然加稅，恐怕會引起他們反抗……”徐澤民的臉上多了不少擔憂。

萬曆放下手中的冊子，看向徐澤民。

“海貿對於朝廷而言至關重要，不能有任何閃失，市舶司的設定需要提前準備，畢竟這是斷絕近百年的事情，必須小心一些好。

督餉館那邊的事，也要好好審查，稅收連年走低，這是一個問題，應該好好查查。”萬曆說道。

督餉館是已經設定了的機構，萬曆打算從此處入手，先整理督餉館，然後擴大事由，再建立市舶司。

其實，萬曆想取消船引制，採取更加先進的海關制度。

一船一引雖然能夠監控出海船隻，但過於僵化，不能有效促進海貿的發展，甚至容易造成腐敗。

萬曆打算仿照後世的進出口制度，設定對外貿易城市，設定海關監管部門，指定進出口貿易公司、以及商號個人，貨物申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