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查閱了前宋時的海貿記錄,發現了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徐澤民看著萬曆,說道:
“前宋翰林學士李邴提筆寫下的《詠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貿易》中,有“蒼官影裡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之句,描繪的正是當時第一大港泉州港的盛況。
根據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前宋紹興末,泉州市舶司的歲收入每年大約在百萬緡(一緡等於一千錢)上下,約莫佔到所有收入的五十分之一。
一千錢即是一貫,折銀一兩,也就是說,一個泉州市舶司,一年就有百萬兩收入。而我朝鼎盛之時,一年也不過兩千萬兩收入,時至今日,歲入五百萬兩已是好年景,而一個泉州市舶司就能收入數百萬兩之巨,堪稱恐怖。”
宋朝在軍事上雖然很弱,可是在商業上卻很發達。
因為土地不斷的被金、蒙侵吞,土地財政收入越來越小,只能透過海貿的方式賺錢。
這也就導致了兩宋海貿繁盛的現象,為朝廷賺來了大量財富。
萬曆的眼睛亮了一下,雖說這泉州市舶司在宋朝的時候賺取了大量利潤,可和後世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
既然要走海貿,那就要深化推廣。設立幾個對外海貿城市,擴大市舶司職能,監管進出口,完善稅收制度。
不過,這樣做勢必會得罪那些海上走私者的利益,對於他們來說,閉關鎖國才是正理。
“海貿乃富國富民之法,福建山多地少,指望他們耕種糧食養活自己,無異於紙上談兵,既然如此,還不如鼓勵他們對外貿易,在海上討生活。
臣在戶部,查了查福建漳州府海澄縣督餉館呈交的稅收賬冊,隆慶三年至隆慶五年,督餉館共上繳船稅一百一十萬兩白銀,摺合下來,每年繳銀三十六萬兩。
然而,從隆慶五年之後,督餉館上繳稅銀就開始下降,隆慶六年,上繳稅銀只有十八萬兩。萬曆元年的賬冊及稅銀尚未呈送解押,但以臣之見,應該在十五萬兩左右,甚至會更低。
臣當年向先帝上疏開海之事時,也曾算過稅收。若是朝廷監管得力,一年交稅少說也在七十萬兩以上,沒想到會這麼低。督餉館雖說有徵收稅務的權力,可和前宋以及立國之初的市舶司相比,還是差了些,臣以為,應該重建市舶司。”徐澤民洋洋灑灑的說道。
這些話說的沒問題,隆慶開關雖然有著不小的積極意義,但仍有著諸多管理和限制。
開放的月港也只是一處小港口,無論是規模還是和數量,都沒發和前宋相比較。
加之督餉館的畸形,以及“船引”的沒落,使得隆慶開關的影響逐年降低。
根據後世學著計算和統計,從隆慶開關開始到崇禎十六年這七十多年間,共計輸入白銀達一億兩以上。摺合下來,每年流入一百四十萬兩之巨。
可是,這些錢呢?進入朝廷口袋的,不足十分之一,最終被東南士紳和走私販子侵吞。
“臣以為,此時貿然設立市舶司,恐怕會引起強烈的反對。”說到這裡,徐澤民的臉上多了一些擔憂。
“臣說一句犯忌諱的話,如今的督餉館已經變了樣子。船引發放也失去了原先的初衷,有權有勢者,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獲得船引。而且,他們往往會一引數十船,而普通商民,即便花費千金,也得不到一引。
船引只按船來算,而不是按照貨物來算,哪怕船上的貨物是價值千金的東西,船引也是之前那個價錢,臣以為,應該以船上的貨物為準,加徵稅務。
可臣又擔心,朝廷無強大水師,能出海貿易者,皆與海外倭寇有染,一旦朝廷貿然加稅,恐怕會引起他們反抗……”徐澤民的臉上多了不少擔憂。
萬曆放下手中的冊子,看向徐澤民。
“海貿對於朝廷而言至關重要,不能有任何閃失,市舶司的設定需要提前準備,畢竟這是斷絕近百年的事情,必須小心一些好。
督餉館那邊的事,也要好好審查,稅收連年走低,這是一個問題,應該好好查查。”萬曆說道。
督餉館是已經設定了的機構,萬曆打算從此處入手,先整理督餉館,然後擴大事由,再建立市舶司。
其實,萬曆想取消船引制,採取更加先進的海關制度。
一船一引雖然能夠監控出海船隻,但過於僵化,不能有效促進海貿的發展,甚至容易造成腐敗。
萬曆打算仿照後世的進出口制度,設定對外貿易城市,設定海關監管部門,指定進出口貿易公司、以及商號個人,貨物申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