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你的人生是豐富多彩的，是互相交叉的，是忽隱忽現的，是盤根錯節的。我覺得這樣的比喻用來形容影星更為確切。只不過因為有著距離，影迷是快樂的；而演員本身，極至的幻變卻是折磨，是痛苦，也是狂喜。而且這種幻變還攜有巨大的憂傷和隱秘，不知不覺影響自己的心靈，甚至連容貌都在不知不覺地改變。比如說馬龍·白蘭度，年輕時那麼冷酷英俊，一個標準的白馬王子，由於多重角度的轉換，心靈的跨度太大，到了晚年，變得陰鷙而頹唐，散發著一種濃郁的哀傷和死亡氣質，就像是一頭病著的獅子王。在演《巴黎的最後探戈》中，馬龍·白蘭度甚至因為過重地墜入角色而迷失了自己，自己進入了內心中巨大的黑暗。後來，晚年的白蘭度再也不敢演了，他只是隱居在家，透過電子郵件與外界聯絡，或者在網上以匿名身份與他人溝通，偶爾上上自己的網站，幫助改正一些錯別字，有時候甚至在自己的私人廣播頻段上用假嗓子播音。我想，馬龍·白蘭度是在電影中耗盡了生命的元神，他再也沒有力量回歸本來了，成為毀於電影的行屍走肉。

我所喜歡的另一個演員羅伯特·德尼羅也是在幻變中表現出巨大的變化。看看《出租汽車司機》以及《獵鹿人》中年輕的德尼羅，英俊華美，玉樹臨風，而後來的德尼羅，相貌卻明顯地呈現出古拙與兇狠，身材也變得“熊”起來，像一個兇狠的智者，一點也看不出當年的影子。還有肖恩·康納利，以及熱拉爾·德帕迪約，年輕與年老，完全是兩個人。思想是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相貌的，幻變也是，也許正是在這種變來變去的過程中，心靈總免不了遺留殘渣，就如同喝過咖啡的杯子。日久堆積，就成了現在的模樣。這些——都是一種極至幻變中的隱私。

還有一種奇異更讓人無法解惑，比如說英格麗·褒曼，她的出生和去世都是在同一天，都是8月29日，這是一種巧合嗎？我更願看作是一種極至的隱秘。

演員不要臉

馬斯楚安尼算是費里尼的御用演員了。他們的第一次合作是一個偶然，費里尼在其他電影中看到了馬斯楚安尼，便給他打了一個電話，相約見一個面。當時，費里尼已經是一名非常有才氣的電影導演了。他們見了面，費里尼說想請馬斯楚安尼拍戲，馬斯楚安尼問為什麼，費里尼說：“我看中你，是因為你長著一張沒有特色的臉。而我，需要這樣的臉。”

費里尼並不是為了打擊馬斯楚安尼，他說的是實話，也是為了闡明自己的藝術主張。那就是，摒棄人物本身，讓電影闡述本身的意義。馬斯楚安尼很快明白了。於是他就這樣與費里尼捆綁在一起，共同創造了《八部半》、《甜蜜的生活》、《羅馬風情畫》等一批傑作，在電影中，馬斯楚安尼就像一個導遊一樣，從不喧賓奪主，他引導著人們將注意力轉移到導演想要表現的東西上面，而他，甘當一個活生生的道具。

如出一轍的是李康生。這個陰鬱的傢伙與臺灣導演蔡明亮的關係同樣如此。我看過很多蔡明亮的電影，但對於李康生，我甚至都沒有看清楚他到底長得什麼樣。這真是怪事。也可能不是沒有看清楚，而是沒能記住。李康生就是那種看一百遍也記不住模樣的傢伙。對於李康生，蔡明亮這樣評價：“康生的臉就是我電影的特質，我的電影可以沒有對話、沒有音樂、沒有太強烈的戲劇動作，甚至沒有清楚的故事，我一直維持在這個狀態裡面，正是這種狀態的維持可以讓大家看到每次細微的表現，但每次我都朝深處走。”對於蔡明亮來說，他要的就是李康生那張芸芸眾生的臉，這樣的臉是沒有特質的，不容易讓人記住，不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更不會因為演員本身而忽略電影。蔡明亮對於自己電影的看法是，人物是不重要的，情節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那種人與人之間的疏離，還有那種迷茫的狀態。

對於賈樟柯來說，王宏偉也是如此。賈樟柯的電影中，幾乎每一部都有著那個長著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戴黑框眼鏡的小人物。他叫王宏偉，一個長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電影演員。他與其說是電影中的人物，還不如說是電影中的符號。一個帶有賈樟柯電影強烈意義的符號。20年前，我們經常在縣城或者鄉鎮看到這樣的人物，他們晃晃悠悠，無所事事。他們的名字可能叫小武，也可能叫小明，或者大號叫張建國什麼的；他們會扯著嗓子唱卡拉OK，時常在路邊的桌子上打檯球，會玩腳踏車；喝劣質燒酒，抽劣質香菸，重義氣，守諾言；打架特別不要命，有時候悶頭悶腦地就拾起一塊磚頭砸在別人腦門上；他們不太會追女人，只會油裡油氣地騎著腳踏車跟在後面吹著口哨，或者偷偷把電影票塞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