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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山的魯冠球日後還清晰地記得他去海鹽參觀的情形：通往海鹽武原鎮的沙石路上車水馬龍擠滿了前去“參觀學習”的人們，當時的步廠長炙手可熱，據稱，連廳局級幹部要見一下他都很難，我們的麵包車還沒進廠門，就被門衛攔下了：“步廠長今天很忙，下次吧。”好說歹說，最後他同意我們的車子繞廠區開一圈，這樣也算是學習過了。在廠區裡，我碰到兩位熟悉的《浙江日報》記者，在他們的引見下，步廠長終於同意見我們一面。他是一個說話很生動的人，很會做比喻。他說了15分鐘，我們就退了出去，後面又有一撥人進來了。

“步鑫生熱”在1983年年底到1984年年初的出現，讓國內沉悶多時的改革氛圍為之一振。中央的政策也從“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悄然變成了“改革、開拓、創新”的新提法。在對步鑫生的學習運動中，擴大企業自主權、推行廠長負責制、打破“鐵飯碗”和“大鍋飯”等被擱置起來的改革理念又再次成了主旋律。

1984　公司元年

“我們都下海吧。”

—民間詞彙，1984年

不誇張地說，1984年是屬於珠江三角洲的。鄧小平的南巡以及深圳等地的示範效應，在這一年終於發酵。無數胸懷野心的青年人如孔雀東南飛，紛紛奔赴此地。

浙江大學數學系畢業生史玉柱，在安徽省統計局的辦公室裡編寫了第一個統計系統軟體，他發誓要做中國的IBM，不久後，他將南下深圳書寫一段高亢而悲壯的生涯；同樣也是浙江大學畢業的段永平憤然離開分配單位北京電子管廠，他發誓自己以後再也不會在國營工廠裡上班，因為那裡“人人都覺得能幹，卻什麼都不幹”，他也將坐著火車到珠江三角洲去了；趙新先，軍醫大學的教授帶著自己的“三九胃泰”在深圳筆架山下開始新的事業；在惠州，從華南理工大學畢業的李東生在一個簡陋的農機倉庫開闢自己的工廠，他與香港人合作生產錄音磁帶，這便是日後赫赫有名的家電公司TCL。

在廣東順德的容桂鎮，只有小學四年級學歷的潘寧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試驗品，憑藉手錘、手銼等簡陋工具、萬能表等簡單測試儀器，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打造出了中國第一臺雙門電冰箱，那一天雷雨交加，他獨自一人衝進大雨中號啕大哭。10月，珠江冰箱廠成立，冰箱的品牌是“容聲”，潘寧出任廠長，這便是在後來統治了中國家電業十餘年的科龍公司的前身。潘寧造冰箱，在技術上靠的是北京雪花冰箱廠的支援，在資金上則是由鎮政府出了9萬元的試製費，所以，這家工廠成了“鄉鎮集體企業”，這一產權歸屬最終決定了科龍和潘寧的悲情命運。

在1984年誕生的這些公司，在今後將相繼散發出它們的光芒，不過在那時，它們還非常的幼小，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它們都沒有太多資源，創業者看上去與常人無異，分散在一些偏僻的地區和角落，它們所從事的產業大多與人們的日常需求相關，這也是企業能夠迅速成長的前提。跟那些擁有大量裝置、技術、人才和資本的老牌國營企業相比，它們在任何一個方面都微不足道，唯一有的，只是自由。

當時，這些公司在性質上也算是“國有”或“集體所有”，不過由於新創辦—如聯想、萬科等，或瀕臨破產—如海爾、健力寶，所以並不在政府部門的關注物件之列，相應地便也擁有了一定的自主權。而正是這點可憐的自主權讓它們顯得與眾不同，在一切都需要“計劃”的時代，它們是少數能夠掌握自己命運的人。

1984年，是一個騷動而熱烈的年份。“我們都下海吧”，所有的年輕或不太年輕的人們都在用這樣的詞彙互相試探和鼓勵。新中國成立後共有三次下海經商浪潮，這是第一次，其後兩次將發生在1987年和1993年。經過將近六年的醞釀和鼓動，“全民經商”熱終於降臨，當時在北方便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根據《中國青年報》做的一份調查，當年最受歡迎的職業排序前三名依次是：計程車司機、個體戶、廚師，而最後的三個選項分別是科學家、醫生、教師。“修大腦的不如剃頭的”、“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是當時社會的流傳語。

在這一年的最後，還是讓我們用那個即將成為中國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