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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記者報道或許一時無法見容於當權者，但是掌握政治權力的人就一定更聰明更瞭解什麼是國民應該知道的事、什麼是對國民最有利的東西嗎？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任何記者都應該懷疑。

約翰·皮爾格是我最敬佩的調查記者，數十年來，他走遍世界各個陰暗角落，用同情的眼光注視被遺忘的人群，專門揭出令大國權貴尷尬的事實，英語世界那些右傾的媒體無不視之為拒絕往來戶，跨國財團的首腦與白宮裡的鷹派則把他當作必須消聲的噪音。同為澳洲媒體人，他的老鄉默多克坐擁億萬財富，把買回來的報刊電視全部變成喉舌工具，異口同聲地為美軍入侵伊拉克鳴鑼開道，說薩達姆藏有大殺傷力武器。皮爾格孤身一人手無恆產，卻辦起了獨立新聞和評論網站“Znet”，連結世界各地的進步人士，成為伊戰期間最受注目的反戰言論基地，拆穿無數謊言。

外國的月亮未必特別圓，我們中國也曾出過一代又一代不畏權貴執著真相的好記者，政府還鼓勵輿論監督，以收廣開言路之效。但是經過長期的環境扭曲，有些新聞人已經忘記了令他們驕傲的根本價值了。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不得抒展心願，大家可以同情可以理解；但是自己心態不正，在沒有太大的壓力下主動迎合奉承，那就實在對不起記者和新聞人的名分了。

我曾目睹一些人號稱是做調查報道，卻在受訪地處處接受該地方官方單位和企業的招待指引，不但不因此焦躁，反而為自己的貴賓級待遇感到慶幸。我還想起許多同行前輩的教誨，評論時政要“該叫好的叫好，該批評的批評；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評；政府做得對，就應不吝稱讚”。我瞭解言者諄諄的苦心，也明白客觀中肯的重要。然而，我還是沒辦法去讚美什麼，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從來都錯；而是因為這句勸告實在不適用於擁權者身上：對著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責罵，還要適度地表揚；可是我們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權貴和官員都當成小孩呢？他們不會脆弱到稀罕掌聲的地步吧。

原題為“新聞人的良知”，　《南方週末》2007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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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戰（1）

為什麼它還沒有結束

兩種非常奇怪的現象：一是2005年全球紀念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戰時死亡人數最多的俄羅斯在納粹德國投降的六十週年，於莫斯科紅場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儀式。一隊蘇聯紅軍接受俄羅斯人民的英雄式歡迎，光榮無比地經過克里姆林宮，一派戰勝國的氣勢。反觀死傷數字比得上俄羅斯、戰時國體殘敗猶有過之的中國，對之卻表現得相當低調。而且全國上下的官方機構、各級傳媒也是多談當年的苦難國恥，少談勝戰的榮耀喜悅。明明是二次世界大戰的勝方，中國卻表達不出一種勝利的感覺。二是近期各種國際媒體競相吹噓中國的強大崛起，《經濟學人》甚至以“中國統治了世界經濟”為題做了個專輯。而東南亞各地的傳媒和民調也顯示出對中國崛起的擔憂日益增加，彷彿王朝時期的朝貢體系隨時再臨。但是中國人自己卻不這麼看，部分百姓則把美國日本當做兇險的國家。似乎八國聯軍圍攻京師的日子還沒過去，四處仍有強敵環伺，我們依然處在“最危險的時候”。

當然“中國威脅論”有誇大不實的地方，也有很多國人對當前中國的地位深感驕傲。但是巡視一遍中國各大網站的網民言論，我們更容易感到的是一種浮躁不安的情緒。聽說韓國要求中國人以後改稱“漢城”為“首爾”，有人立時上升到民族尊嚴的層次，說些“我們愛怎麼叫就怎麼叫，你韓國人憑什麼？咱中國人不是好欺負的”之類的話。少數更極端的言論甚至要合併蒙古、越南，好“振我漢唐天威”。另一方面則是無日無之地討論美國和日本的狼子野心，好像時時處在被威脅甚至滅國的危機之中。這兩種表面矛盾的情緒其實是同一塊硬幣的兩面，都是無法確切把握中國在國際上的位置、沒有正常自信心的表現，而且是同一種民族主義的體現。

這種民族主義就是學者劉擎所說的“雪恥型民族主義”，它來源自一連串的“國恥”和創傷記憶，是百年來無數的苦痛塑造出“中國一定要強大”的民族凝聚驅動力，其最具體的日常表現就在中國人很愛掛在嘴上的“中國不會再讓人欺負”。念茲在茲地嘮叨“欺負”與“被欺負”，是因為現今中國社會的集體記憶裡有著太多消散不去的創傷經驗，猶如受傷的童年記憶陰影般纏繞終身。總是被這樣的夢魘折磨，怎麼會有健康平和的心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