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來又明顯和消費者的錢包有矛盾，因為中國貨確實是便宜，你憑什麼要大家為了你的飯碗多花幾塊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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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威脅（2）

現在可不同了，這批廠商和他們僱員的飯碗問題首度和消費者那碗飯本身結合起來；中國貨不只威脅工人飯碗，還威脅到所有消費者的生命安全。這種最新版本的中國威脅論固然也可以用作遊說政客的利器，要他們對中國產品施加更嚴格的檢驗程式（美國已經有國會議員這麼提倡了）；更厲害的是它直接訴諸消費者的個人利害，能夠漸漸形成中國產品不可靠的普遍印象。換句話說，它的物件不再是政府高層，而是普羅大眾。因此對付這套新版威脅論要比對付老式的威脅論難多了，它不只是談判和遊說的技巧問題，而是深遠廣闊的信心問題。

更不妙的是一定有些商家會藉此推波助瀾，把它變成促銷自己產品的商機。早在中國漸成世界工廠之初，就有個別歐美廠商打出“本地製造，質量更好”的旗號了，這也呼應了許多企管專家的建議：對付中國價格的唯一出路就是轉型，若要堅持製造業，就得邁向更高階的市場。如今的中國產品安全問題等於為他們賣了一場免費廣告，使他們省下不少工夫，自動造成一個市場區隔，換了是我們自己，能不利用到底嗎？

國家質檢總局在中國“毒牙膏”傳聞初起之時，立場站得十分堅定，不只屢次出面澄清，還要香港特區政府放行那幾個被禁入口的牙膏品牌，差點引起有關一國兩制的許可權爭論。這種反應是典型的防禦性反應，人家批評我們了，首先就得自衛。有關部門所持有的自衛理由是那些牙膏的二甘醇含量沒有超出國家標準，對人體無害。但問題是，就算它們符合你的標準，卻不合人家外國的標準呀。這種解釋不只沒起到任何作用，反而還變相地公告全球，我們中國的產品質量標準就是和你們老外不一樣，而且是低一點的標準。果然過不了多久，質檢總局又下令禁止牙膏使用二甘醇了。

這個故事的教訓是中國的產品要想出口的話，就不能只是關起門來按自己的規矩辦事，還要看看那些進口國的標準。在這風雨飄搖的非常時期，中國不只要參考各項產品的外國質量標準，更要不怕採用國際上最嚴格的指標，唯其如此方能挽救“中國製造”的聲譽於水火。

這是個資訊流動四通八達的時代，外國傳媒要揭發中國產品的問題並不困難，他們只要定期翻譯中央電視臺的節目就行了。按照傳統習慣，官方也許會感到一種輕巧方便的誘惑，那就是直接嚴管少數傳媒，而非嚴控數之不盡的產品，似乎只要醫生都閉上嘴，病人就好像很健康了。

針對這點，英國的《經濟學人》週刊最近也發表了一篇報道，明智地指出，只有越多的傳媒監督，中國產品的質量才會越有保證。他們甚至叫讀者要做好心理準備，隨著中國政府決心的增強，短期內必將爆出更多的駭人醜聞。然而，我們卻不應該從此徹底喪失信心，反而要把那些與日俱增的壞訊息看成好兆頭，因為它就像一場痼疾的徹底爆發，重藥治症總比苟延殘喘來得好。

其實戰後的日本，以及1970年代末的臺灣地區與韓國，也都分別做過次貨的代名詞，當時的臺灣甚至因為冒牌產品的盛行而被人稱做“海盜之島”。但是它們後來都成功地扭轉了形象。日本汽車的工藝水平如今甚至遠遠超出了美國老大哥，廣受美國消費者認可。參考這些地區走過的道路，我們就會發現，力求最嚴格最完美的質量標準，堅持更開放的更自由的輿論環境，就是回應中國產品威脅論的王道妙法。

原題為“中國‘威脅’的不只是飯碗”，刊於《南方週末》2007年0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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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虐

我們總是喜歡作賤自己

關於汶川地震最可怕的意見不是批評救災工作，也不是“過早”出現的重建監督，更不是懷疑防震的程式有缺漏，而是那林林總總的“分化言論”。比方說日本救援隊只懂得向死者致敬，卻救不出一個活人；又比如說某些藝人商人捐錢捐得夠不夠多。很多人都已正確地指出，天災面前，我們不需要更多的對立、分化與偏見。可是在這些涉及人群的比較和分類的各種言論裡面，有一種格外值得大家注意，那就是幾條事後終被證明無根據的謠傳。例如姚明這回獻出的款項是不是還不如他捐給美國新奧爾良風災災民的多呢？幾乎在災後的第三天，這個故事就開始在網上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