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可是中國民間組織長期以來面對著許多困難，比如說捐款。平常懷有善心的人或許很多，但是他們不大確定捐款的物件是否可信。一來，我們都知道以前類似“希望工程”中善款被挪用甚至被貪取的種種現象；二來，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一些半官方的民間團體架構臃腫，效率成疑。與此同時，其他純民間團體的籌款又要面對犯法的威脅。再加上稅務優惠等激勵機制的欠缺，自然就形成了有心人慾助無門、有心團體欲行無財的困局。

在這次全國動員的救災行動之中，有些亂象就是來自民間團體的不成熟。長期處於半地下狀態的他們一時間籌募不到充分的資源，也不擁有一大批早經徵集訓練的志願人員可以調動（在國際救援行動裡面，大部分志願者都是平時就登記在冊，而且經過專門訓練，一旦有事瞬即開拔），更沒有成熟的協調機制讓大家互通訊息分配工作。

另一方面，政府和半官方的大型機構也適應不了這種新的發展。例如臺灣的“慈濟”義工抵達四川之後，當地政府人員就好像不知道該怎麼應對這類民間救援團隊，只好按慣例請來宗教局的幹部先接待一下這批佛教徒。再如“網易”公司向中國紅十字總會捐出了500萬元人民幣，條件是要知道該筆款項的處置方式。本來這是現代社會的常規，但礙於既有方針，紅十字會表示無法答應，於是“網易”只能轉覓其他合作伙伴。

改革開放，是一個政府不斷後退並且尋找自己新定位的歷程。從前，中國是一個人民無所逃於天地間的“全能國家”，從個人私生活開始，直到經濟活動與政治參與，皆在政府的領導規劃之下。然後，政府開始逐步讓出了市場這塊領域，使得中國邁入前所未見的繁榮階段。可是有時候它又退得太遠太快，像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這些重要的民生範疇一下子陷入不是政府負責就是市場競爭的處境，於是有了過去十年的“左右”之爭。每次看到這些爭論，我都很想問“民間在哪裡”。

溫家寶總理親臨災區，成為媒體的焦點之一，可是大家更應該看到由南至北自發起來的民間力量。這會不會是一個新時代的契機呢？在政府和市場之間，中國是不是也要開始培育“第三部門”的土壤呢？我希望這不幸的一年可以是改革開放歷程的轉折點，讓人民變成自信自主的公民，讓國家進入一個“強政府、大社會”的雙贏時代。

原題為“來了嗎？我們也來了”，刊於《明報·筆陣》2008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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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責任

不下毒是做人責任，而非企業責任

溫家寶在論及“毒奶粉”事件的時候，特別提醒企業要盡社會責任。這讓我想起上個禮拜和一位教工商管理的教授聊天，她也批評中國學院裡的工商管理系不注重社會責任，人家外國的管理學院不只專科教導學生什麼是企業的社會責任，甚至還把它列為必修課，確保學員將來都成為有良心的管理人。但這真是“毒奶粉”事件的要害嗎？翻翻國外企業社會責任課的教材，裡頭說的多是如何平衡股東利潤最大化的要求與社會公益間的矛盾，例如生產過程不汙染，產品要環保，勞工權利不受損，甚至尊重多元文化主張等熱門課題。那些課程會教學生不能在食品裡下毒嗎？當然不會，因為這麼簡單的道理根本不用教，更談不上是什麼企業該盡的社會責任；它是做人的道德底線。正如針對年輕人的性教育，會不會訓誡學生不能為了宣洩性慾而強姦他人呢？

假如一個國家的商學院要告訴學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學生不準強姦，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可怕的國家嗎？但是非常不幸，我們的確正在面對道德最底線失守的危機。“毒奶粉”事件的起因可以歸諸商人無良、官商勾結，也可以追溯至監管體系的缺失，行政隊伍的失效；可是歸根究底，它仍然是個基礎道德的問題。

平心而論，全世界任何一個乳品製造商都不會好端端地為了三聚氰胺而設計一道檢驗程式，因為他們壓根就想象不到居然有人會在牛奶裡下這個東西。如果全中國所有產品的生產商都要為了各種超出想象的有害物質設定檢驗工序，那麼“中國製造”的品管成本一定會是全球最昂貴的。

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一堆大型“民族品牌”的興起實在是它後十五年的事。十五年如何打造得出這許多獨霸一方、衝擊全球市場的名牌呢？有些商家靠的不是兢兢業業地踏實工作，不是按照傳統智慧苦心經營自己的產品質量；而是仰仗那些舶來的商貿潮流知識和術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