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餘黨與皆赦之。

正在這時，有一股號稱白騎的武裝力量進攻東垣，高幹也率軍進入澤。杜畿知道諸縣都已歸附自己，就離開郡城，隻身率領數十名騎兵，選擇一個堅固的營寨進行防守。屬下各縣的官吏與百姓都紛紛佔據城池，援助杜畿。到幾十天后，杜畿已有四千多人。衛固與高幹、張晟合兵進攻杜畿據守的營寨，未能攻下；又去周圍各縣搶掠糧草，也沒有收穫。曹操派議郎張既西得，去關中徵調馬騰等將領平定叛亂，他們都出兵聯合進攻張晟等，大獲全勝，斬殺衛固、張琰等人，赦免了其餘的黨羽。

於是杜畿治河東，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畿為陳義理，遣歸謗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修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從此，杜畿治理河東郡，以寬大為主，廣施仁惠。百姓有來打官司的，杜畿為他們講解仁義道德，分析事理，讓他們回去好好考慮。父老們都自相責備，不敢再去告狀。杜畿勸勉百姓努力耕田，種桑養蠶，鼓勵他們飼養牲畜，使得家家都富裕起來。然後，又興建學堂，推舉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人；修造城防，製作武器，加強作戰訓練；河東郡便安定下來。杜畿在河東郡任職十六年，政績常常為天下第一。

＇5＇秘書監、侍中荀悅作《申鑑》五篇，奏之。悅，爽之兄子也。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譭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眾心。故俗無奸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過內致，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獨，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5＇秘書監、侍中荀悅，撰寫《申鑑》五篇，上奏給獻帝。荀悅是荀爽哥哥的兒子。當時，政權掌握在曹操手中，獻帝只是表面上的最高統治者，荀悅有志為朝廷貢獻自己的才幹，但他的謀略都無處施展，所以著述此書。書中的主要內容是：“治理天下的辦法，首先是消滅‘四患’，然後要推行‘五致’。以虛偽敗壞風谷。用私心破壞法紀，行為放蕩而超越正常規定，奢侈靡費而損壞國家制度，不消滅這四種現象，就無法推行政令，所以稱之為‘四患’。振興農業與桑蠶業，以保障百姓生活；分辨善惡，以糾正民間習俗；推行文化教育，以改善社會風氣；建立武備，以維持朝廷的威嚴；賞罰分明，以統一法令，這就是‘五政’。百姓不怕死，就不要以刑罰來恐嚇他們；百姓沒有生趣，就不可能勸導他們向善。所以，身居高位的人，要先使百姓富足起來。使他人安居樂業，這就是保障民生。對於善、惡，要以功、罪為標準來判定；對於毀謗與讚譽，要用實際效果來進行檢驗。對人不僅要聽他的言論，更要觀察他的行為；不被他的名聲所困擾，要考察他是否名實相符；不能讓虛偽狡詐的人得逞，免得人們去紛紛仿效。因此，沒有奸怪的習俗，民間沒有淫亂之風，這就是糾正民俗。獎勵與羞辱是賞賜、懲罰的核心，所以禮教規定，榮譽與羞辱只能施加於君子，以改變他們的內心；枷鎖與鞭笞則專用來對付小人，以改變他們的行為。如果不推行教化，就會使中等資質的人也墮落成小人；而推行教化，就能使這些中等資質的人升為君子；這就是改善社會風氣。作為統治者，必然要擁有軍隊，以防備不能預料的變化，平時用來管理內政，戰時則效命疆場，這就是維持威嚴。賞賜與懲罰，是執政的權柄。君王不隨意賞賜，並不是愛息財物，而是因為，隨意賞賜，就不能用賞賜來勸導人們行善；君王五不隨意懲罰，並不是姑息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