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久矣。”非明主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班固曰：古時候天子封立諸侯之國，諸侯封立大夫之家，　從卿大夫直到平民百姓，各有等級，由於這個　原因，所以百姓誠心侍奉他們的上司，而臣下沒有覬覦篡奪之心。周王室衰微之後，禮樂制度和征伐命令從諸侯發出；到齊桓公、晉文公　之後，大夫世代掌握國家權力，又發展到大夫的家臣執掌一國政令。逐漸發展到戰國，出現了合縱連橫，於是列國的公子，魏國有信陵君，趙國有平原君，齊國有孟嘗君，楚國有春申君，他們都憑藉王公的權勢，爭著延攬遊俠，連雞鳴狗盜之徒都受到嘉賓的禮待。趙國的相虞卿，拋棄了國家和君主，去解救走投無路的朋友魏齊的厄運；信陵君魏無忌，偷盜兵符假傳王命，殺害將領控制軍隊，用來解救平原君的危急；他們都因此增加了在諸侯中的影響，向天下人炫耀了名聲，扼腕遊說的人，把這四位豪傑當作最值得稱道的人。於是，就形成了背叛國家而為私交獻身的社會輿論，遵守職責侍奉君主的道義就被廢棄了。等到漢朝建國，法網不嚴密，不知道改正這種弊端。所以代國的丞相陳用千輛車子做隨從隊伍，而吳王劉濞、淮南王劉安都招集賓客數以千計；外戚大臣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之類的人，在京師爭權奪利，平民遊俠劇孟、郭解之流，橫行於鄉里，稱霸一方，其勢力可挫敗公卿王侯，眾多的百姓都覺得這些人的名聲事蹟很光榮，嚮往羨慕他們。百姓即便是犯罪而陷入死地，自己卻以殺身成名而引以自豪，就好象當年的季路、仇牧一樣，到死也不後悔。所以曾子說：“君主喪失原則，百姓離心離德已有很長時間了。”如果沒有賢明的君主在上，告知百姓什麼行為是該受到表彰的，什麼行為是應該擯棄的，並且用禮義法度去約束他們，那些百姓怎麼能知道什麼是違犯禁令的行為，從而改邪歸正呢！按照古代的公正法則：春秋時期的五霸，是三代聖王的罪人；而戰國時期爭雄的六國，是五霸的罪人；至於說到信陵君等四豪，又是六國的罪人。更何況象郭解之流的人，只不過是個渺小的平民百姓，卻竊取生殺大權，他的罪惡已到了非殺不可的地步了。再看郭解的溫良博愛，接濟窮困，解救急難，謙虛退讓而不自誇，也都不同凡響。可惜啊，象郭解這般人物，不按照道德規範行事，卻在行俠這種社會末流中苟且放縱，最後自己身死，全族被殺，這並非是不幸。

荀悅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

荀悅論曰：世上有三遊，是破壞道德的奸賊：一是遊俠，二是遊說，　三是遊行。樹立名氣聲望，作威作福，結　交私人黨羽，用來稱強於世的，稱為遊俠；修飾辯辭，設定詭計詐謀，周遊天下以操縱時勢的，稱為遊說；和言悅色，以此迎合當世君主的喜好，結連黨羽，擴大虛名以謀取權利，這樣的人，稱作遊行。這三類人，都是產生禍亂的根源；他們傷害道德，敗壞法度，迷惑民心，所以先王慎重對待。國家有士、農、工、商四種民眾，各自從事自己的職業；凡是不從事這種種職業的人，稱為奸民。沒有奸民，王道政治就實現了。

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譭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原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舉筆，善惡謬於眾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眾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

三遊的形成，都出現在末世，周、秦兩代的末　世尤為嚴重。君上不明，臣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把社會輿論的褒貶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