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術》論證其功，乃得稱為上品。李時珍說：“女貞實乃上品無毒妙藥，

而古方罕知用者何哉？《典術》雲：女貞木乃少陰之精，故冬不落葉。觀此，

則其益腎之功，尤可推矣。”（《女貞·發明》校點本第三冊，第2102　頁）

有些藥物之所以罕用，實由於罕見：如玳瑁，產海洋深處，大者難得。蘇頌

說：“人藥須用生者”，更難得到，因此醫家罕用。李時珍說：“玳瑁解毒

消熱之功，同於犀角。古方不用。至宋時至寶丹始用也。”（《玳瑁·發明》

校點本第四冊，第2499　頁）以上都說明，古今藥物多有變遷，原因亦有多種，

昔日罕見、罕用之藥，後世成為常見、常用之藥，毫不奇怪。考察藥物的發

展，應持歷史主義觀點。

豌豆，今天成了日用食糧。唐、宋諸本草都未見列入。李時珍寫《豌豆·發

明》闡發它的藥用價值說：“豌豆屬土，故其所主病，多系脾胃。元時飲膳，

每用此豆搗去皮，同羊肉治食，雲補中益氣。今為日用之物，而唐宋本草見

遺，可謂缺典矣。”（校點本第三冊，第1518　頁）李時珍並不因為豌豆是日

用之物，就忽視對它的醫藥價值的研究。其實，愈是日用之物，對身體營養、

健康影響愈大，醫家更應悉心研究。李對珍基於此種認識，將今日所用穀物、

菜蔬、肉食、果品一一列入本草，詳加研究。不少地方，發前人之所未發。

李時珍用發展的觀點看待歷代藥物學家對本草學的貢獻，指出許多藥物

的藥性、形態、主治功用的認識，都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斷深入研究，

從片面到全面，逐步豐富起來的。《術·集解》指出：“昔人用術，不分赤

白，自宋以來，始言蒼朮苦辛氣烈，白朮苦甘氣和，各自施用，亦頗有理。”

（校點本第二冊，第734　頁）這說明術雖是自古以來常用藥，對其性味的認

識，也是不斷深化的。白鮮皮，曾是治風痺的要藥，後代只用它治瘡科，說

明對同一藥物性味主治的認識，不同時代各有偏重。李時珍在《白鮮·發明》

中寫道：“白鮮皮，氣寒善行，味苦性燥，足太陰、陽明經去溼藥也。兼入

手太陰、陽明，為諸黃風痺要藥，世醫止施之瘡科，淺矣。”（校點本第二

冊，第803　頁）同樣，土伏苓可健脾胃，去風溼，古人卻不曾認識。李時珍

將其增人本草並作了詳細說明，指出：“土伏苓，氣平味甘而淡，為陽明本

草。能健脾胃，去風溼。脾胃健則營衛從，風溼去則筋骨利，故諸證多愈，

此亦得古人未言之妙也。”（《土伏苓·發明》校點本第二冊，第1296　頁）

此藥陶弘景命之為禹餘糧，陳藏器名之為草禹餘糧，蘇頌名之刺豬苓，都因

不明其主治，未正式列入本草。李時珍為之定名，詳解其性味、主治，更收

集了六項方劑，列入“附方”，使人們明其體而達其用。他用自己的新貢獻，

有力他說明了藥物學的內容在不斷發展。對古今常用方劑升麻葛根湯的療

效，李時珍也用自己的臨證經驗，增加了新的解釋。他說：“升麻葛根湯，

乃發散陽明風寒藥也。時珍用治陽氣鬱遏及元氣下陷諸病，時行赤眼，每有

殊效，神而明之，方可執泥乎？”（《當歸·發明》校點本第二冊，第797

頁）

李時珍不只用發展的觀點分析藥物品種、性味、主治的古今變化，而且

對同一藥物的主要產地也注視其古今不同。李時珍指出：“黃連，漢末李當

之本草，惟取蜀郡黃肥而堅者為善。唐時以澧州者為勝。今雖吳蜀皆有，惟

以雅州、眉州者為良，藥物之興廢不同如此。”（《黃連·集解》校點本第

二冊，第771　頁）

正由於藥物古今興廢多有不同，故本草著作歷代多次重修。以往重修的

本草，以唐代陳藏器的《本草拾遺》最為李時珍所敬佩。他評論道：“藏器，

四明人。其所著述，博極群書，精核物類；訂繩謬誤，蒐羅幽隱，自本草以

來，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