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發展銀行送股較多，分紅較高；深層次原因則是深圳靠近香港，當地人對股市瞭解、接受得比較快。深圳市場國債買賣向來不夠興旺，股票卻很興旺，也與此相關。

當時，深圳股市突然連續翻番上漲，引起了震動，深圳人買，外地人也去買，一下子形成熱潮。當時3個視窗網點門外馬路邊都是人。在炒買炒賣股票高潮的6月，每天約有2　000多人站在證券公司門前圍觀或私下交易。因為沒有交易所，沒有電腦裝置，轉戶也比較慢，所以圍觀的人非常多，可以說一夜間出現了擁有幾十萬元上百萬元身價的富翁。

深圳熱起來以後，上海也熱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我作為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受國務院委託，與中國人民銀行、外匯管理局的同志一起去深圳、上海進行了3次調查，然後向國務院做過彙報，也與深圳、上海市研究過一些規範意見。

因為股市非常熱，這引起社會上不同的議論和反響。有人說一夜之間發大財，社會主義不能允許；有人說會引起社會混亂；有人說是搞私有化。國內有些方面的負責人於是提出來，是不是暫時把上海、深圳的兩個點停下來？繼續下去會不會出問題？股票市場面臨關張的可能。我們這些做具體工作的同志感到很矛盾，也很擔憂。

當時人民日報社《情況彙編》第346期發了題為《深圳股市狂熱，潛在問題堪憂》的文章，報送中央領導。有5位中央領導同志分別做了批示。有的講，應該立刻關掉；有的講，應該制止不規範的股票集資。這些情況反映了當時理論上的禁區和認識上的障礙還沒有突破，股票市場被看成是資本主義私有化的產物，這帶來了很多擔心和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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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調控出手

在人民日報社編髮了《深圳股市狂熱，潛在問題堪憂》的《情況彙編》之後；國家體改委、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國家外匯管理局組成聯合調查組，從1990年5月中旬起對深圳證券市場進行調查。

5月29日，深圳限制漲跌停板10％。

6月中旬，國務院批轉國家體改委“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鋪新點”，市場認為這將加劇股票的短缺。

6月18日，深圳將漲跌停板縮窄至5％。

6月26日，將漲幅縮至1％，跌幅還是5％，政策導向是鼓勵下跌，不鼓勵上漲。

7月1日，深圳開始實行《關於對股權轉讓和個人持有股票收益徵稅的暫行規定》，賣出股票需繳納6‰的印花稅；紅利所得超過銀行1年期利息部分，要繳納10％的個人收入調節稅。

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做出決定，處級以上黨政幹部不得買賣股票。

問題是，對於種種利空，市場毫不理會，股價繼續飆升，從6月到10月，深發展從24元漲到62元，如果從年初算起，一年的漲幅將近30倍；萬科從元上漲到元，上漲了129％；金田從80元左右上漲到215元，上漲了165％；安達從8元漲到元，上漲了；原野從52元漲到143元，漲幅175％。

瘋狂的股市終於把主管部門逼急了，11月20日，深圳黨政幹部響應紅標頭檔案的規定，紛紛踏入股市開始拋股。

11月26日，萬科、安達、原野開始下跌，多方退守在深發展和金田兩隻股票中，拼死抵抗。

11月28日，金田多頭崩潰，開始做空。

多方繼續盤踞在深發展中抵抗，空方開始在其他4只股票中發力，十幾天後，深發展也全面失守，股價跌停。這樣，半年以來始終上漲的深圳股市從12月8日開始掉頭向下，自此開始9個月的長跌。9個月中，深市總市值抹去七八個億，市值只剩35億元，一片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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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股市雄起（1）

在主管部門對深圳股市調控之時，部分資金已經開始從深圳轉戰上海。

上海股市在資金的支援下，在深圳股市的狂熱氛圍下，也開始起步。

1990年5月，靜安指數還在100點之下，當時的龍頭股“電真空”，也就是現在的廣電電子（600602）交易價90多元，按現在拆細來算，一股連一元都不到，不少深圳資金開始大肆建倉買入“電真空”。

到5月底，靜安指數已經攀上100點大關。

6月底，靜安指數110點。

7月23日，靜安指數創出歷史新高—123點。此時，越來越多的資金開始向上海彙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