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還硝煙彌布，他們的今生就這樣少年般負氣地錯過了。等到若干年後終於能夠聽到她的解釋時，一切都已經晚了，萬千悔恨又何能重挽歲月的腳步。就像昆德拉所說：生命不是話劇，可以彩排一次再正式登臺。他們的悲劇一次性上演，就揮霍完他們的一生了。

十三

受到重創的大伯孑然回到樂山，繼續他的學業和事業。他們劇社的演出還將進行，每個人都在危險的歲月中扮演著自己的角色，幾十年之後，他們互相才知道，那時他們多是失去組織的黨員。

就在他從內江回來不久，他突然在樂山的街上邂逅了羅明。他們是武漢時代的“青救”熟人，1938年該組織就被政府強行解散，他們再也未曾謀面，而大伯原不屬於他那一條線，所以也無從知道他是否黨員。羅明實際是早就知道他在樂山，也受命要來聯絡他，但是由於樂山當時的恐怖形勢，他自己暫時停止了活動，丟掉了很多黨員的組織關係。另外的深因則是，他知道大伯和王冰松的舊情未了，他還在繼續謀求和王的假夫妻計劃，所以不願大伯進入他們的組織生活和視線。現在他突然出現，直接叫大伯去參加他們的支部活動，而且也不交代受誰指派，大伯在當時的敵我複雜情況下，自然裝著聽不懂他的意思。大伯希望知道他的聯絡地點，以便自己弄明情況後再去找他，他自然也不肯說。

就這樣，組織以為大伯早已和羅明接上頭，就再也沒人來聯絡過了。而羅明也再未出現，直到80年代涉及到大伯的黨籍恢復時，武大黨委多次找頂頭上司和當時的直接證人羅明，羅皆說大伯自動脫黨，不能恢復。武大動員大伯自己去找這個當年的當事人，兩個情敵才有了又一次謀面。但是羅明明知大伯這個當年的老革命，已經受盡了新中國的折磨，卻依然堅持說他當時給大伯打了暗號，大伯不接。大伯說那時根本沒有暗號一說，更不知道他是黨員。

但是兩個人的事兒誰來做證，一個還是炙手可熱的高官，一個是潦倒落拓的摘帽右派，組織的秤桿則依舊只能向權力傾斜。雖然那時大伯還沒有找到王冰松，還無法破譯這個歷史隱秘；但是心高氣傲的他，一生都快完結，他又怎肯去向這個“青救”時代他都未曾高看過的官痞再三俯首仰乞。於是，他終於戴著脫黨的帽子，走完他的餘生。不過這個時候，他對這個黨實在也沒有太大的興趣了，只是因為朋友們的慫恿，他原本試圖討回一個公道而已。

十四

他雖然一直無法理解王冰松何以如此對他，但是男人的自尊心使他只能三緘其口，從此將愛的火種雪藏在心底，他再也沒有去信找她，沉默地堅守著一個貧困學生的最後尊嚴。組織也始終沒來找他，他只好傾心於學業，在比較憲政，哲學，經濟學，邏輯學上用功甚深，至於英語，則完全成了他僅次於母語的本事。

抗戰勝利之時，正好他也畢業。民國政府以及各校班師回朝，他也順利地分配到了湖北省直接稅局工作，旋即被委派到沙市直接稅局。這個時候國共果然開始分裂，內戰的狼煙又即將燃遍整個國土了。他是長子，下面還有四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上有老母，他的薪資還要用來賙濟全家。中共整體轉入地下，他再也無從尋找，自然也未想再去延安了。

但他的反骨猶存，畢竟他從思想上是堅決反對專制的，更不要說這個政府和他還有殺父之仇。而他的二弟，則早在他的支援下，投奔大別山的新四軍了。他時刻注意著局勢，在群眾中宣傳民主思想和共產黨的好處，並在暗中和幾個哥們組織了“應變會”，準備緊急時刻儘量保護好稅局資料和財產，以便迎接等待解放軍的到來。1948年底，解放軍一度佔領襄樊，要向沙市進攻，局裡要員皆逃跑，他開始主持“應變會”來維持局面。結果解放軍又撤出襄樊，沙市又恢復秩序，他聽說江陵專員公署要逮捕他這個組織應變的共黨，只好連夜逃亡武漢。

1949年初的武漢，在下江的渡江戰役之後，國軍已基本棄守。民國政府雖然還在勉強維持秩序，但整個社會已經在等待易幟了。大伯很容易就找到了地下黨員王達勳和餘開先，並在他們的指示下開展工作，加入了他們實際掌控的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建設協會”，為大軍進城做好接收工作的準備。至於他的組織關係，武漢的地下黨支部說，要由四川方面來認定，反正解放在即，一切很快就會得到重建的。於是，他開始滿懷信心地等待他父子兩代人所捨命為之奮鬥的新中國的到來。

十五

改朝換代，江山易幟，在任何時候都會出現一定的亂局。但是共產黨的從東北開始，就已經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