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散彈槍雖難致命，但毀容是足夠的。對少數民族的脾氣尚不摸底，因此先繳槍是必須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選物件，僅有的火槍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幹部依舊沒有安全感。他已經聽說過賀龍攻打鄭永階的故事，他堅信永階伯的槍支還私藏了許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養的那個孤兒逼供，一個十幾歲的鄉下孩子，很快屈招說見過家裡有幾十支快槍。於是，祖父被綁到了農會所在的一家吊打。對於這完全虛構的武器，祖父實在無從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斷升級。

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還籠罩在陰冷裡，用詩人的話說嚴寒封鎖著中國。幾十戶人家的石板村，連續幾天傾聽著一個六十多歲老人的慘叫，打破了與世隔絕的古老山村的寧靜。但凡瞭解一點中國酷刑歷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蘊涵著怎樣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設在鄭姓的一個族裔家裡，這一天夜裡，打累了的幹部民兵歇去了，將祖父捆綁在床上。他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他在深夜無力地哀求那個族裔給他一點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來給他炒了一碗包穀面，端來一瓢冷水，然後鬆綁讓他進食，並說等天快亮時再來幫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經等不到天亮了那樣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長夜。他只需要一點糧食來給他自殺的力量，他最後的飽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後用捆綁他的麻繩拋上屋樑，挽一個結像打條領帶，將自己蒼老的頭顱套了進去。等到他的踢蹬聲驚來房東時，他已經從他的故鄉含冤遠去了。

自殺這一古老的維護尊嚴的死法，在“新中國”向來被視為一種更大的罪過，喚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屍體被拖到他捐建的義學的場壩裡示眾，而且還脫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這種羞辱死亡和屍體的作法，是在恐嚇每一個族親和鄉人。祖父的暴屍儀式維持了幾天，宋幹部自己也覺得無聊時，決定命令永階伯的兒媳，將我祖父扔到村邊的天坑中去。

十三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種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個深坑，彷彿被隕石砸出的一口莫測高深的井。在祖父被棄置於此時，對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著開始。災難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樣，似乎永難填滿。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構成偽保長。二伯則基本就是個普通平民，他的罪惡僅僅是從他的父親手上，分得有二十畝山地。而這些地，還有不少是他們自己開荒開出來的生地。新政權的基本國策是要消滅有產階級，諭旨是允許過火行為，而當時的權力已經下放到執行者之手，也就是說，一個工作組長就可以決定人的生死。那時，還沒有國法，當然也不存在法庭。於是，兩個伯父同時被抓。他們還年輕，他們沒聽說過這種世道，因此還想講理，對理的最有效回答當然只能是暴力。他們被押解到巴東縣城，然後，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進了長江，屍骨無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農場，29年後終於釋放回家時，他已經老得記不清他究竟是什麼罪名了。

故事還沒有結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這一連茬打擊後，她們失去了繼續生活的勇氣。在沒有了男人的農家裡，她們深知接踵而來的將是怎樣的侮辱和加害。那時她們各有四個兒女，最大的也才15歲，絕望已經使得她們無力面對這一群弱雛。妯娌倆就在兩個伯父押走的那個深夜，選擇了最悲愴的死，她們用同一根繩索，在同一個房樑上，投繯自盡也許她們還想用這樣的慘烈，來讓那些迫害者發現天良，以求放過她們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兒那時15　歲，帶著七個弟妹。一夜之間，家裡失去了所有的長輩，我已無法想象她們是如何度過那段艱難歲月的。當我今年回去找到她問詢時，她只是哭泣，無邊無際的哭啊，老淚縱橫、、、、、、對我家所謂武器的追查仍然沒有結束。他們又把我這稍微年長的堂姐抓去，讓她帶著民兵去建始縣官店我們的小姑媽家繼續查抄。

今年80多歲的小姑媽是如今唯一活著的我們的長輩了。我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訴我，幸好那時她嫁的是一個農民。當她見到衣衫襤褸的侄女被幾個持槍的男人帶到她家時，她才從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孃家的慘禍。她憤怒地斥責那些人，並找來她們村的工作組證明她家沒有藏槍，她說誰揭發我家有槍，那就是他把那些槍私藏了。她沒有能力救這些侄兒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讓孩子背了一袋包穀回去。

在以後的苦難歲月中，我的這八位堂兄堂姐，餓死了兩個，存活了六個。其中四個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養媳一樣賴以活命。兩個堂兄由於家庭成分不好，在歷次的運動中繼續承